不止一次有朋友对我表达过这种意思：近两年，摩罗似乎有所“转变”……这一点，我也有所觉察，但并不太以为然。直到他两本新书?《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的出版，我才得以对这种“变”有了更多了解。但仍不感意外，更不同意那种“软化”的说法，因为我觉得：像“悲悯”、“拯救”、“寻光”、“梦求”这些元素在摩罗身上一直蛰伏着、烁现着，只不过被一时的评论界的“命名”和“定位”给遮蔽了而已——对方从他身上截取了最醒目的一条肋骨来做“标本”。其实不难发现，即使在他最激烈的言辞或文本中，也总有一种理性的“犹豫”在闪烁，有一种矛盾的挣扎和困惑，一种似有隐情、欲说还休的“慢板”若隐若现……
这正是他对知识分子纯粹的现实批判和历史反省模式之外的另种期待。在对“精神界战士”的既定成果?包括最果敢最具良知者的已有劳动?的打量和声援中，他已感到了某种欠缺，特别是由单极的黑暗披露造成的“压抑”和“毁灭”感，包括对批判本身方法上的不满……对此，他一直想“补充”，尤其对自己进行有效的补充和说明。
无论读其作品，还是与本人交谈，我都发现，摩罗是一个坚忍中裹藏了很多温润、血性中蕴含了许多仁厚的人，或者说，他的激烈中携有一种特殊的“宽解”成分，迅疾中又透着某种“缓慢”，无论多么需要理性“控制”与“平衡”的话题，他都会天然地漏出一些文学和宗教气质的性情来。与专业化的学者相比，摩罗似乎更属一种“全息”式的构造。他丰富，所以他迟疑；他宽仁，所以他犹豫。喜欢他和挖苦他的人都看重这一点。
他这两本书最大的一个敏感点在于：以什么来反抗——即反抗的“武器”问题。不难看出，在坚持自由理性和历史启蒙方法的同时，他更多地借助了心灵资源，尤其是“宗教感”资源。和“批判”相比，他更呼吁“建设”，较之“披露”，他更力主“创造”，在充分肯定对历史和现实“掘墓”工作之后——更力主对洞开的“深渊”和“黑洞”进行道德、信仰和理想美学上的填充！
从平民化的宗教资源（比如基督教）和“宗教感”的生态信仰中寻求支持，给日常精神输入一些健康、明亮、生动的元素，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成了他的一个努力重点。这与当前“知识分子”概念下的那种“精英——社会制度”化的拯救模式（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有着显著区别。他在寻找一种更贴近心灵、贴近民间、贴近日常生态——从而也更具普世意义和操作性的拯救方式——尤其是自我的拯救。
对现实文学，尤其小说的批评，是摩罗在《不死的火焰》书中开篇就提到的。
对作家来说，反抗生存现实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批判”，即有立场有宣言的披露，一种抗议姿态、抵制立场的披露，惟此，“呈现”才可能上升为“批判”，否则，就成了粗陋的“复制”，一种同流合污式的默许，甚至赞许式的拥附与玩味。对此类作家而言，写作姿态比写作内容更重要。另一种即“创造”：他要摆脱沉溺现实的“被动”与“无力”感，他要挣扎要自救，要通过借比，创造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东西，指出另种可能的生态图景和面貌来——为此，他的资源可以是多方面的：民间的人性事迹；历史榜样力量的注视；童话、诗歌、艺术；大自然优美而和谐的秩序；宗教美德或哲学理性……若能把以上两种“突围”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可能诞生伟大的作品。像加缪的《鼠疫》，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奥威尔《一九八四》即属此类。在令人窒息的现实严酷中，他们都塑造了一群像“里厄”医生那样精神世界轩敞明亮，高呼“不要以为这就是生活”的“反叛者”。
无疑，当代文学中，泛滥的是“呈现”，是对阴暗滥情的玩味和兜售，且不说美学含量，没有精神骨骼（即生存信仰和理性立场），已成当代小说的灾难性事实——“复制”似乎已成了最高境界；匮乏的是“批判”，是健康的信念，是深度意义上的审视与拒绝；而批判之后的“创造”，提升人类信念和精神的有“明亮感”的作品，则几乎彻底缺席了。对此，摩罗是敏锐的，在《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中，他对“现实文学”整体的失望，对“光明”、“仁爱”、“悲悯”的呼唤，在对《羊的门》的批评中已经昭显了这点。
无立场的披露构不成“批判”意义，除了承认“现实性”?甚至“合理性”?之外——没有任何精神价值。而单极的批判若不能提供理想的出路，无法演示出生活的另种可能和前途的文学自然也是压抑的，无异于在读者沉重的灵魂上又加涂了一层黑色，同时它又是“短命”的，将难免与敌“同归于尽”的命运。这也正是很多“写实”性作品寿命短得惊人的原因。
文学的最高意义，那种保证文学生命力和活性的最重要的力量，即在于它的“创造性”——它对生活本身的巨大弥补作用。这使我想起了两个人，也是我最喜爱的两位作家：茨威格和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就生存境遇而言，他们无不生活在二十世纪最霉暗最惨痛的年代，但他们的作品，却如此的精神明亮，如此的鼓舞人心，始终散发着水果般健康的气息。战争、迫害、流亡、死亡、孤独……丝毫没有削弱他们对美的惊人发现与感受，在如此缺氧的风寒中，他们以单薄的体温和枯瘦之躯，为一个时代捂护着最后一丝光亮，最后一根火柴……
我在评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时这样说过：“他是灵魂工程方面的美学大师，是理想的冥想者和拷问者。对现实，他也有反抗，他反抗的工具是‘美’，是以回答‘人，应该怎样地生活？’的方式来进行。他不能忍受那种让阴暗遮住生存视线的生活。”“其写作大都是以追寻‘幸福’为目标的健康情绪来启动的，所以，他的‘幸福’感也就使作品呈现出了幸福和温暖，并转化成了读者的幸福和温暖。”（世界文学》２００１·１期）
另外，还有精神资源问题。通常，知识分子往往把救赎的视点全盘押在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和“制度”性上，即“集体人格”“社会制式”的直接改造上——甚至连话语叙述也是这种模式，但却忽略了另一种更日常更细微的“心灵渗透”模式：心灵细节的培育，灵魂气质的熏陶，美德习性的阐发……
比如摩罗在一篇访谈录中坦承：“当我被一种黑暗的东西伤得很深，但又没有能力超越时，我听到了这样一件事。”他指的是北京郊区的一对捡垃圾的老人，在生活艰难的困境中，坚持收养五个女弃婴的故事。这样的行为当然称不上救世，但某种程度上确有“救世”的精神启发性，摩罗即从中看到了这样一种价值：一种或许可挽救摇摇欲坠的精神危机的“底盘”价值——因为它发生在民间，主体是两位身份卑微的最底层劳动者，所以更具诚实性、可信性和普泛意义。应该说，这份惊喜并不显得过分和夸张。多少年来，尽管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知识分子，以人格之勇做着大量的信仰和精神工作，但不容置疑的是：我们总有些疑虑，总不免忐忑和虚无感，因为现实太令人失望，榜样和知识精英们太令人失望，自己和同仁也令自己失望，以至理性话语和讨论本身也变得可疑……一个人愈清醒，就愈发感受到这种来自内部的危机，尤其是对自身承担能力、对自身信仰之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疑虑。因为我们实难从具体的生活中（包括信赖的朋友身上）找到这样有力的道德承担者，找到完美的理想人格的证据。我们太需要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眼前证据，太需要一种事实来挽救自己的疑虑，支撑自己的坚守和捍卫。
这两位老人，无意中给摩罗带来了福音，使其惊喜地看到了光亮。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完全靠自身发光，没有任何知识背景和理性信仰在暗中支持他们，包装他们。正是这种生命的诚实性和纯粹性令摩罗为之动容。这对具有民间倾向性的思考者尤其有吸引力：“我们老觉得自己的生活压力大，觉得没有能力去关怀别人。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是不是关心别人，并不全是由能力决定的……我们老是强调自己没有这样的现实能力，其实是没有这样的精神能力。那一对捡垃圾的老人现实能力很弱，可是精神能力很强，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做出了放在我们身上不可思议的事。”（摩罗《拯救灵魂》）
可以说，他们身上凝聚了当代社会已经严重缺失的一种道德资源，也就是那种使人无论在多深的黑暗中依然能感受到温暖和明亮、依然能确信“人民”概念存在的——那种最基础最牢固的象征性的东西。而这在任何知识文本中都找不到东西，却最有用，对那五个女婴，对摩罗和他的朋友们最有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位普普通通捡破烂的老人，又何尝不是一种道德文化的“活的遗址”？他们所做的，是职能机构没有做的，也是知识分子做不到的。
正是这种“非整体性”、“非历史性”、“非口舌性”的个人承担——这种活生生的笨拙而实际的百姓身份的承担，摆脱了知识者那种令人讨厌的弹簧式的腔调和活页式的虚伪，更像一种精神，一株活着的精神野草。
或许，真正的社会改造力量即在于此。如果说，前者更偏向于精英的政治眼光和知识自恋的态度，那么后者则从卑微的民间个体和朴素的心灵事件出发，发现了一种“白皮书”上所没有的精神风光和神奇力量，并受其感动与鼓舞。这也正是托尔斯泰们的道路和方法。
难说摩罗已真的找到了一种比历史性方法更有效更好使的精神策略（一劳永远或全盘性的方法是不存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突围，他在试验，他再次真诚表达了对文化现实的不满，包括对他曾在各种情况下赞许过的“精神成果”的不满，包括对自己和朋友的不满……
这是值得以敬重和关注来答谢的。
（《不死的火焰》《因幸福而哭泣》，摩罗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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