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修银教授在会通中西、完成美学范畴的建构后，先是着手中西戏剧美学的比较研究，接着又转向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研究，最近几年致力于系统地整理中国绘画美学，推出了新著《中国绘画艺术论》。
这是一本以传统的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绘画美学的学术专著，正如作者所言，当他试图以一些纯粹现代的理论去审视、省察丰富繁复的中国绘画时，却突然地发现那些理论竟是如此的苍白，于是不得不改变写作初期的一些想法，以一种似乎是纯然传统的写作方法，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作一连贯、系统的总结研究，这决定着这部学术著作在“言说”方式上具有浓厚的传统性。
作者继承了清代以来治学重考据的优良传统，分析一个理论问题，提出一种学术新见，都注意立论依据的可信性，也就是先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然后再在大量可信的历史分析基础上进行逻辑性推断，决不作无根游谈和无依据的推测。这部著作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有一种厚实感，它是以丰富的古代绘画文本和理论为“根”，站在中国几千年独立自足的文化系统中形成独特的民族艺术立场上来把握中国绘画的艺术审美特性。
确切地说，作者以传统“言说”传统，是要从传统中引出现代，是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它在“言说”方式上是传统的，但在“言说”语境上却是现代的，现代的语境决定这部学术著作具有强烈的“学理性”，它在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中体现出作者思维方式的“现代性”。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是感悟式的，比较零乱琐碎的，没有很严谨的理论体系，但经过作者现代性思维的过滤，经过作者学理分析的提升，这些杂乱无章的绘画理论显现出它特有的魅力。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绘画体系的整理，是一个长期困惑学术界的理论难题，作者从绘画语言“线”、“色”、“墨”入手，进而分析古代画作的三种模式，最后提出古代绘画艺术的“三体说”和总结出古代绘画有三大美学体系，这是对中国古代绘画实践与理论的现代“升华”。
“学理性”通常是指作者的思维理路，它具体表现为作者思想的先进性和文本表述的逻辑性。从思想先进性角度看，作者认为中国绘画是一个以文人画为主体，包括作家画和院体画等不同画体画风在内的绘画体系，过去人们过多关注于文人画而轻视民间绘画和院体画，事实上它们对中国绘画史乃至我们今天的中国画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这部著作重点论述文人画的同时也分析了院体画、作家画的艺术特征，以探寻中国绘画整体的美学特征。从文本表述的逻辑性角度看，它有宏观体系的理论建构，也有为具体美学范畴的义理分析。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传承性，不同时代的画家和美学家使用相同的范畴，又往往根据自己时代的审美理想，给这些范畴赋予它以新的意义。如果不把这些术语似乎相同而意义却完全相异的范畴进行整理，就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将传统美学进行现代转换的重任，作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工作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比如古代文人画的“写意”美学中的“意”，作者经过艺术史和美学史的梳理，就分析出它在汉代是“有意之意”，在魏晋是“得意之意”，在唐代是“无意之意”，在宋元以后进一步走向成熟，出现了以石涛为代表的浪漫派和以渐江为代表的写实派。
在过去，我们深感古典美学是很难以西方现代理论来诠释来“言说”的，中国传统思维的形象性和现代思维的逻辑性往往是相扞格的，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美学难以转换为现代美学的一个原因，是古代绘画难以与现代西方绘画接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世界美学界难以听到中国美学声音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讨论正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焦虑心态”的表征。彭修银教授的新著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实现了“言说”的传统性与学理分析现代性的完美结合，这不正是作者对当前学术界焦虑心态的一种回应吗？它雄辩地证明古典美学是可以与现代理论接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里是可以重新焕发出光彩的。
（《中国绘画艺术论》?彭修银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1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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