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转盘吗？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姑娘，说历史是一笔理不清的糊涂账，说历史是非决定论的、相对的，都没有把历史当转盘的意思。转盘有轴心轴辐，有运转规则，有规律可寻，凭理性是可以认识的。把历史当转盘，很明显，是把历史看成了带有各种因果、辩证关联的合规律、合目的的历史。这种历史，用曾纪鑫的话来说，就是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的历史。曾纪鑫相信历史的偶然性，更相信一切历史偶然性中都寓有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是什么？是历史现象之间本质的联系，是典型的本质论、绝对论的东西。那么中国历史的必然性又是什么？从曾纪鑫新出的历史文化散文集《拨动历史的转盘》来看，是原始反终，治乱相环，即像转盘一样周而复始的循环。
记得近二十年前，曾经有人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一个超稳定的结构，相似的历史现象之所以反复出现，历史之所以周期性的重演而很难有大的长进，就是这个超稳定的结构在发挥作用。这个观点影响了不少人，我想，曾纪鑫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个吧。至少就把中国历史当作周而复始的循环的转盘而言，二者就有着必然的牵连，只是曾纪鑫更重视拨动中国历史转盘的那双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
曾著开篇即讲“拘而演《周易》”（司马迁语）的周文王，讲神秘莫测、博大精深而富含实用价值的《周易》，意图就在于摸清那双“上帝之手”，这就为后面的理论分析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建立的西周政体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宗法专制集权的先声；在文化上，《周易》虽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它包罗万象，蕴义非常丰富复杂，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原型、元典。《周易》是一部巫筮之书，也是一部智慧?哲学?之书，宗教性与科学性并存，既能用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又能用以“观乎人文以成天下”。它不仅是上古知识的大全，而且衣被后世，不断被后人诠释而进入现实生活，成为活的经典。我们谈论中国的宗教、科学、哲学、人生、艺术等等，一旦追根溯源，都有可能追溯到《周易》上去。总之，《周易》是
拨动中国历史转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是“改变”中国历史之谜的谜底所在。
“改变”中国历史的当然是人。这里的人既可作单数也可作复数讲。单数的人指作为历史个体的英雄，复数的人指作为历史群体的人民。在中国的正史中，人民的形象历来是模糊不清的，叱咤风云的几乎全是被看作“英雄”的帝王将相，这一点曾纪鑫是很清楚的。群体的历史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也是如此），个体却彪炳史册，享有千秋万岁名。道理并不复杂。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的正史，无一不是帝王的家谱。而家国一体，家天下，帝王的一部家谱又何尝不是一部国史?国史记述、彰显帝王的行迹并惠及他们豢养的“家臣”——将相，岂不是天经地义?因而就便取材，从“改变历史”的角度进行描写论述，还只能就着国史说事。也因而有幸进入作者视野的，就不能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周文王、吕不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朱元璋和吴三桂这些“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过巨大深刻影响”（见曾著，下同）的帝王将相。
不过就着国史说事，作者并没有纯粹同情地就事论事，而是依据对现实的观察思考，站在今人的立场上，以西方传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融理于事，析事论理，时有精彩的描写和精辟的议论。作为一部文化散文集，自然要讲究文采和思想的力度，追求文质的和谐。文胜质则滥，质胜文则枯，都不是理想的状态。曾著没有滥枯的毛病，不但好读耐读，而且启人深思。
说实话，我更感兴趣的是思想的力度。作者析事不滞于事，论理不离事而去，有的放矢，既有沧海桑田的历史感，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曾著论及秦皇汉武等等，一方面着眼于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如周文王之于中国文化的开创，吕不韦之于秦王朝的建立，董仲舒之于中国思想的定于一尊，拓跋宏之于民族文化的融合，吴三桂之于明亡清兴；另一方面更关注那些隐匿在这些“英雄”行进背后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启示。我注意到，作者在叙述某些历史事件之后，多次提到中国历史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的原始反终式的循环，并由此感叹中国历史文化的封闭性和民主意识的匮乏。李世民、赵匡胤能把历史改造成什么样子，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丰功伟绩”，就实质而言，只能是在“吾从秦”或“吾从周”的前提下，吸取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巩固本家本姓的统治为目的，来点制度和文化上的调适而已。复制、循环，这是中国历史的“宿命”。阴阳相生，治乱相环，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来来去去，难道仅仅是一个封闭禁止的时间问题？比这种伪时间更重要的不是还有它赖以寄生并出离（抽象）其中的现实（历史）么？你可以改变历史纪年的称号和方式，但你改变不了原始反终的既定现实（历史）。
一个历史个体，即使再伟大，在强悍的历史逻辑面前，在中国文化的“上帝之手”的拨弄下，也只好俯首称臣。家国同构，治国如治家，其德治的核心原则，其假天而立的社会等级秩序，千百年来，不是哪一个作为“英雄”的历史个体改变得了的。穷则思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家不变，家国一体不变，则道亦不变。帝大王大，将大相大，不如宗大道大。脱开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逆天行道，行不通，结果注定是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理，祖本《周易》之理。秦皇汉武顺着这个理，唐宗宋祖不也顺着这个理?曾纪鑫明白这个理，在书中一再重复说明的就是这个理。你看他设计的那些标题：“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秦始皇的皇权，李世民的人治，不论达到如何辉煌的境地，最大的功劳恐怕还得算在那双无所不在的“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上。理是前定的，事功随理而来，前后顺序不容颠倒。从这意义上讲，与其说秦皇唐宗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倒不如说他们听命于中国历史的律令——理，顺应了中国的历史的大势，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历史律令假秦始皇和唐太宗之手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就是曾著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启示。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出身卑微的刘邦和赵匡胤乘乱世称雄，最终登上世俗权力的巅峰，就是无种的最好证明。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种的也许只有上面说到的理。曾纪鑫不是偏爱历史的偶然性吗？可他同时认可历史的必然性。出刘邦和赵匡胤等等也许是偶然的，而出李邦和王匡胤等等则肯定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即使中国历史上不出刘邦和赵匡胤这样的人，也肯定会出类似他们的李邦和王匡胤等等。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不是理应如此、势所必然的理及理所支配的势呢？
（《拨动历史的转盘》，曾纪鑫著，巴蜀书社2001年12月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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