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克标在给《海上才子·邵洵美传》写的序中把邵洵美概括为三重人格的人：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章克标说邵洵美：“他一身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邵洵美，这个名字，现代人知道他的不会太多，说他是诗人，他哪首诗传诵人口？说他是大少爷，他阔的时候比他阔的大少爷有的是；说他是出版家，出版正史上哪有他的位置？倒是风言风语“文坛的女婿”，听过一耳朵，现在已有多人为这个“骂名”鸣不平，并且也解释清楚了历史的原委。可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思维习惯，使人们一听到邵洵美的名字，偏偏首先往“纨绔子弟”那联想，所以，林淇先生这本“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写成”的《邵洵美传》这个时候问世，有着还邵洵美本来面目，“以正视听”之功效。游离于文坛边缘的作家后来被人们重新认识甚而大红大紫“二度花开”的事例近些年颇常见，如张爱玲。邵洵美当然不会重新红到张爱玲那份上，但是注意他的人和文章开始多起来了，以至于终于出现了一本邵洵美的传记。
评介一个人物，当然不该总是纠缠于私生活的花边新闻，而是应该确确实实地看一看这个人物到底是不是对某一项社会公众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否则，根本没有立传之必要。邵洵美是三四十年代出版业的有功之人，是个正史上忽略的出版家。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在他的新书《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专门谈到邵洵美，李欧梵也对人们过多地注意邵洵美的私生活表示不满：“……也没有说到邵洵美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最意义深远的贡献——他在自己的出版社里不懈地努力出版种种书籍和杂志。”（该书260页）早在十几年前，贾植芳教授在《提篮桥难友邵洵美》中就说过，“邵洵美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和出版界有其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这是一个还历史原面目的对邵洵美的恰当评介。林淇先生的邵洵美传，正是沿着“出版家”这条主线正确地前进的，而没有像那么多写徐志摩的人那样对“轶闻”更感兴趣，更敢着墨，更不惜花费考证功夫。邵洵美与徐志摩，都是那时候的风流人物，都被人誉为“美男子”，周劭先生说他俩“玉树临风，人称双璧，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志摩更漂亮一些。”李欧梵也把邵徐二人作了对比：“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里，邵洵美（1906～1968）比大部分作家都不为人知，因为他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之典型”。作为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以及招摇的文学纨绔子，邵洵美酷肖他的朋友徐志摩；徐志摩是新月社的重要诗人，而且他的死后声名也一样盖过了邵洵美（该书255页）。
按照林淇在书中的章目排序，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邵洵美出版业绩的轨迹：第四章——“新月”开幕，南京赴任。第五章——开办“金屋”，出版诗集。第六章——翻造旧宅，重振《狮吼》。第七章——创刊《金屋》，会见泰翁。第九章——《时代》问世，诗星殒落。第十章——北上会友，“新月”关门。第十一章——出版《论语》，迎接萧翁。第十二章——办《十日谈》，创出版社。第十三章——事业鼎盛，出版兴旺。第十五章——七大刊物，扬誉天下。第十六章——聘郁达夫，出《新诗库》。第十八章——《论语》易帅，姑苏论诗。第二十一章——“天亮”之后，再创报刊。第二十三章——《论语》复刊，重游姑苏。第二十四章——七载名刊，一朝寿终。全书二十九章，完完全全议说出版事业的占了一半。不单是现代文学史漏掉了一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更应指责的是现代文学的出版史竟然长期地漠视一位杰出能干的出版家的存在。
单是以期刊为例，邵洵美主持、参与、出资、主编的刊物即有：《狮吼》（1928年）、《金屋》（1929年）、《新月》（1928年）、《时代画报》（1930年）、《诗刊》（1931年）、《论语》（1932年）、《十日谈》（1933年）、《人言》（1934年）、《时代漫画》（1934年）、《万象》（1934年）、《时代电影》（1935年）、《声色画报》（1935年）、《文学时代》（1935年）、《自由谭》（1938年）、《见闻》（1946年）。我有幸收存有这些刊物的大部分品种，这也是我对邵洵美传有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读起来距离可以拉得近一点。当然我也对昔日轻率地放弃《狮吼》而痛悔，为什么放弃？因为嫌它太破烂不堪了，现在来看《狮吼》甚至比《金屋》还稀有，只有一些在大图书馆供职的研究者，才有可能近水楼台地接触旧刊并从容取阅研究发表论文。李欧梵说“供职于上海图书馆的张伟先生是惟一的对‘狮吼社’做了研究的中国学者。”（张伟的论文题为《狮吼社刍论》）而那些私人藏书家近年也凭借着私藏，对邵洵美进行个别的“挖掘”。如上海倪墨炎先生的《邵洵美的事业也有其辉煌的时期》（载《文人文事辩》，武汉出版社），北京姜德明先生的“邵洵美与《自由谭》”、“邵洵美与《见闻》”（载《猎书偶记》大象出版社）。令人感觉不满意的是，在这么多追寻邵洵美出版足迹的文章中，作为物证的期刊书影，只见到姜德明先生提供的一帧《自由谭》书影，即便是在附了不算少的图片的《邵洵美传》中，也遗憾地没有哪怕是一帧的书影，这多少减弱了邵氏出版业绩的光彩。林淇先生在“跋”中说：“有一个较长时期，作者几乎每天沉浸在徐家汇藏书楼，在楼内氤氲香气和陈书旧帙散发出来的宿气里耗磨精力，”蹉跎“黄昏岁月”。可惜他到底也没有提供一张“陈书旧帙”的照片，这在一本大谈出版的传记中该算是一大缺憾。一册图文并茂的人物传记对于提升可读性至关要紧，时下的书籍，不是图太多（喧宾夺主），就是图太少（空口无凭）。老是担心读者对书价的承受能力，把一些本可以做得更精湛的书弄成很平庸的模样。抓住一个珍稀的出版选题很不容易，应该珍惜它，少留点遗憾。茅盾对于办期刊之苦深有体会，他说：“先是人办杂志，后来就变成了杂志办人。”邵洵美是有钱，但他把钱投入了办期刊这样“无底洞”的事情上，对社会还是非常有益的。
林淇先生在书中对《论语》杂志进行了全面的钩沉，相当于作了《论语》的刊史。给本书写序的章克标是当年《论语》的编者和主要作者，另一位写序的林达祖先生也是后期《论语》的编者和作者，其“亲历性”是旁人无法代替的。《论语》经过的十几年正是邵洵美出版事业兴旺的十几年，《论语》的“一朝寿终”，也宣告了邵洵美辉煌出版事业的终结。《论语》前后共出177期，是现代文学期刊史上的一颗明珠，我亲眼见到海外一文化机构以一万五千元之高价买走全套的《论语》，其珍贵性可想而知。邵洵美喜爱出版是自小而始的，1917年，邵洵美11岁，即在家里办起了一份叫《家报》的报纸，“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邵洵美是个例外。由于林淇与邵家系三代世交，对邵氏本人及其家世知之稔详，所以此书的可信度是很高的，一些细节是不可能杜撰出来的，活材料多，死材料也多。林淇感叹，“作者有幸及时抢救出不可再得的第一手资料，如延至今日再来动手，则是绝对写不出邵洵美传记来的，因为提供给作者口头活材料的几位老人已先后作古了。”如邵洵美在上海沦陷时期，自矜名节，为了排遣冷寂的时光，迷上了集邮，以前我只知道这么点，读了邵洵美传，里面有邵洵美集邮的详尽的经历，才知道邵洵美的集邮和邮识都是水平很高的呢。林淇先生在邵洵美那么多个“家”之后，又加了个“集邮家”，其实，这个“家”有没有无所谓，出版家才是最不该被后人忘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