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第一篇体育文章是在1987年。十五年来，在体育评论上共涂抹四十万字，足球大约占据大半。我最引以为荣的是，国内联赛打主客制与反对常设国家队的主张是鄙人最早提出，且连篇累牍，鼓吹再三。这有文为证，时在1990～1991年。十五年来，共出版了三本体育著作：《中国足球的出路》（1991）、《游戏人生》（1997）、《世界杯断想》（1998）。
岁月倏忽，新世纪球迷们的节日来临之际，我几乎不想用我的刀笔迎接它。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写不出更好的体育文字，原因除了个人江郎才尽外，还有另外一点，我已经不觉得今天的足球仍像昔日那样美好。球迷们持久不衰的热情使得国际足联的首领们不思进取，而球员体能的增长与规则的一成不变，已使胜败屡屡同偶然联姻。悬念曾经是足球的特征与优势，而今天它已经走到了极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可以吊足球迷的胃口，这周期也一次次地降解人们对规则的不满、对革新的渴望。我料想，这届杯赛上人们对偶然性支配了结果的厌倦会达到新的高度。但能否推动国际足联的老爷们仍未可知。不管天下大势如何，处在足球世界的边陲的一个卑微的侏儒已经决心对足球开始他的批判。他对足球的赞歌已经唱过了十余年，如今知识分子的本色——怀疑一切的精神，终于在他身上陡然升起，使他开始挑剔足球。这种批判将贯穿他为这届杯赛撰写的专栏。
张路在开场不久说，塞内加尔的球员好像不紧张，这话多余。黑人球员永远是最松弛的。我们甚至可以问：他们紧张过么？他们的字典中没有紧张。黄健翔告诉我们：塞内加尔球员好奇的看着开幕式不肯离开，是被劝说退场热身的。可见他们的随意和松弛。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世界上最紧张的是中国球员，最松弛的是非洲球员？为什么人家松弛？我们的紧张是哪儿来的？我以为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所使然。前者是表演主义者，几乎每天都在舞蹈中表现着自己的身躯，在歌唱中表现着自己的声音，在狂欢中表现着自己的才华和激情。其特征是“我歌故我在”，“我舞故我在”，“我表演故我在”。后者是占有主义者，是功利主义者，永远为自己高悬着一个个目标：金钱、荣誉、锦标，或是个人的，或是国家的，或是二者兼有。其特征是“我成功故我在”，“我赚钱故我在”，“我夺冠故我在”，“我出线故我在”。当表现是为了表现时，才是最自由和松弛的。当表现是为了一个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时，表现便极可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黑人是除了表现几乎无目标的，所以最松弛。多数国家的球员是个人为自己确定目标，所以要紧张一些。我们是从上级、家长、到媒体、大众都为球员施加目标，所以我们的球员是最紧张的。米卢是惟一能为中国球员松绑的，所以成功了。
这是足球母国与足球王国的对垒，这是诞生地与繁荣乡的对比，这是绅士与游戏人的对话。二者间这样规格的会面三十年一遇。热爱足球的人看上这场比赛可以知足了。
英国人的球风二百年不变，他们始终身体力行着他们的祖先——足球缔造者们当年注入在这游戏中的理念：身体间的公正对抗。他们的球风粗犷而不野蛮。他们踢的是身体接触的足球，但是绝少有不合“球理”的接触动作，更没有故意的侵犯和伤害。那是古典的球风，其实更是古典的道德。只有英国这样骄傲的老贵族能坚守古典的审美与道德。
本届杯赛英国球员给我留下的一个突出印像是他们雄强的体魄，特别是他们的黑人球员。不知是英国牛肉还是别的缘故，英国黑人球员要比其他国家的黑人球员强壮很多。消瘦的球员未必弱于壮硕的球员，但雄强几乎就是体育家的象征。赫斯基、坎贝尔正像英国当年那位百米之王克利斯蒂，简直就是一浮雕像。或许这也是古典美。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当代青年，包括英国青年心目中，贝克汉姆要比赫斯基更酷？
看巴西队比赛，你不得不惊讶和垂涎他们足球人力资源的丰厚。罗马里奥没有来，德甲进球最多的那位巴西球员也没有来，他们还是人才济济。老实说，巴西足球的美感已经流失的太多了。但巴西毕竟是巴西。它的顶尖级的球队已经无可奈何地变得功利了，但它的社会上、陋巷里、孩子中的足球一定还是游戏的、艺术的、表演的。有他们作巴西顶级球队的基础，巴西球队就不可能与当下的足球同流合污。
英国有着绅士的传统。而巴西球员是典型的游戏人。游戏人为什么能同绅士一样优雅呢？因为游戏最能陶冶人。哲人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他还说，美育是道德的基础。真正的、古典的足球就是美育。你看，罗纳尔迪奥被罚红牌后仍然有轻松的微笑，这是游戏人的微笑。功利的人生观培养不出这样的微笑。
金志扬指导的才能大家有目共睹，无须我罗嗦。但有一桩事我对他积怨至今。那年马拉多纳来中国与北京队比赛。笔者兴冲冲到了现场。但所见到的是马拉多纳一拿球就被放倒，一个人不行就两个人夹击后放到，如此战术居然得到一片喝彩。我不知道队员和球迷想得到的是什么，漂洋过海地把人家请来，就是为了看中国人能够摔倒球星。球迷畸形的民族主义情绪姑且不论，球员场上的战术我以为是和教练密切关联的。从以往的电视采访中得知金指导最佩服的球星是马拉多纳，与鄙人所见略同。但如此对待一场千载难逢的比赛却是令我大跌眼镜的。我们以自己低劣的行径扼杀了惟一的一次亲眼目睹超级巨星展示其惊世绝技的机会。
我想说的是观众面对国人与世界巨星过招时的心态。以我们现在的实力能获得入场券已经是大获全胜。能遇到巴西，决不意味著死亡——尽管输定了，而是意味着三生有幸。没有世界杯的舞台，没有亚洲这么个大洲不看僧面看佛面，水平不够也得给你几个名额，没有千辛万苦加上鸿运高照好歹迈进了世界杯门坎，上哪里能和巴西大师们真刀真枪地过一把？如果没有世界杯，堆上金山银山，请来的也只能是旅游团。放对了心态，不管是球员还是球迷，遇上了马拉多纳，遇上了巴西，就是福分，就是乐子，输了赢了都好玩，双方都有上乘发挥，那才过瘾。放不对心态，怎么着都是“添堵”。赢巴西我是不敢想的。现实的最大可能性是一场都赢不了。但是我们应该作到的是“回也，不改其乐。”
我想，国家队至少应该具备和向国人展现出的是高度敬业、团队精神、永不放弃、愚者千虑、笨鸟先飞、驴倒架不倒。我认为我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弱势者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的性格和年龄都使我无法像一些朋友那样作浪漫的仲夏夜之梦，梦想中国队进入十六强。我只希望我们进一个球，雪耻奥运的零蛋，告诉世界，中国人也能进球。因为我以为，能进球才说明你会踢球。但我和大家一样失望了，我们没能进球。我们还能进球么？
杯赛残酷的战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认识自己的位置。我们曾经编造了一个谎言来安慰自己：中国人不怕技术型球队，哥斯达黎加将以美洲末座的资格帮助我们匡正自己的认识。昨晚厄瓜多尔以他们精美的短传捍卫了南美足球的荣誉，他们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意大利。不会再有球迷认为中国高于厄瓜多尔吧？我们在世界杯上的位置在哪里？
世界杯真是中国人进退两难的鬼门关。四十余年进不去是奇耻大辱。进去了又难免叨陪末座的命运，甚至时时恐惧在大赛中遭遇光蛋的耻辱。下一届杯赛我们遭遇的必将还是耻辱，差别只在于是门内的耻辱还是门外的耻辱，我甚至以为重遭门外耻辱的可能更大。因为本届进门的机会实乃三十年一遇。
有没有办法躲避这耻辱呢？惟一的办法就是不在乎足球，像美国人一样不在乎它。实力不逮又过分重视，只能自取其辱。凉一点，其实才正常。与其他“足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有先天后天三项不足。其一，我们没有非洲人猎豹一般的体质。其二，我们没有南美和中美洲深厚的足球文化，在他们的穷街陋巷里你都能看到精湛的世界级的盘带动作。其三，我们已经摧毁了自己中小学中的足球游戏，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少体校中的足球劳动，没有孩子们的足球游戏，请问在如此土壤中我们球员的想象力从何而来？好在足球不行实在无所谓，国运与球运关系的谎言已经不再有人相信。如果真爱足球，为什么你不上场踢？如果真爱足球，为什么我们不在每一所学校中为孩子们铺设足球场。如果只是为了虚荣心的满足，越是死抱着虚荣心就越是受辱，就越是会造就出一批批毫无足球才华和想象力却腰缠万贯的畸形儿。就这样一条道走下去吗？我们换个玩法吧，同胞们。
徐城北先生在《品戏斋夜话》中讲述过老舍先生看戏的一段故事。那晚看的是裘盛戎演张飞的戏。老舍先生觉得演得太文气了，边看边说：“这张飞太妹妹了。”
看过日韩的比赛，第一感受是那是一场血战。自然马上联想到的就是中国足球。不借用老舍先生的话，几乎就无法形容我们的球风：我们的足球太妹妹了。想来归来的国脚们也一定看了这两场比赛，不知“妹妹们”看了“哥哥”的比赛有何感想。
我们的球员和教练赛后都埋怨米卢，在体能训练上下的功夫太小。这未必没有一点道理。但我想，米卢是不可能将中国队带成日韩球队的，他不可能为中国队注入那种精神。一个教练很难无中生有，他所能做的大半是适应，小半是改造，他的更大成效只能是扬长。大约无论什么人做中日韩三队的教练，各自的士气都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士气不会是表层的、一朝一夕的、教练短期可以解决的东西。
时下大家都在议论通过世界杯为中国队定位的问题。其实我们还远没有到了在世界足坛上确定自己位置的时候，对我们更有意义的位置无疑仍然在亚洲。看了日韩的比赛怎样认识我们在亚洲的位置呢？一句话，我们下届世界杯在亚洲的出线将仍然难乎其难。套用围棋的话，日韩两队已经可以同足球列强博弈后数子计胜负了，我们还没有数子的资格，我们几乎必是“完败”，必是“中盘告负”。世界杯三场比赛，世界杯前三场热身赛，我们一球未进。那么我们与日韩的差距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中国队世界杯前后的战况，日韩两队世界杯上的表现，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队这张世界杯入场券的含金量。十强战分组确定后，笔者曾经撰文“亚洲的耻辱”。我以为这种分组方式是极不公正的，而我们沾沾自喜于从不公正中获得的利益。世界杯赛后重新反省，我以为如果将这张入场券算作10分，那么它是这样分布的：韩日主办给了中国4分，十强战的分组给了中国3分，米卢的执教帮助我们获得了2分，我们自己的联赛促进实力的增长帮助我们获得了1分。在下届德国世界杯的门坎前，我们靠什么来领取入场券？与苏永舜的时代相比，我们真的进步了吗，是颇可争议的问题。而如果同外界相比，则是无可争议的，我们没有进步。为什么人家进步了，我们没有进步，这是个令人难堪的问题。正视它，解答它，是走出难堪的第一步。
中国绝大多数球员在国内拿到的薪水，在任何国家都拿不到。但这不一定违法悖理。如果这报酬得自市场，市场就这么好，我们便无话可说，就只好等待市场吸引到更多的少年选择足球职业，从而提高球员水平，并降低报酬水平（因为不能奇货可居，要竞争上岗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中国足球俱乐部目前还是依赖于市场与政府的两栖动物。有了两个爷爷的孙子自然可望拿到较多的糖果。于是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应该彻底退出足球领域。政府的体育投资应该在两个方面：群众体育和奥运项目。群众体育包括学校和公共场合的体育设置，不包括商业性健身中心。奥运项目甚多，自然要选择中国人得牌可能性较大的项目。足球不在此列，同时足球又有市场潜力。因此政府应该彻底脱钩，把足球完全交给市场。但是现状却是很多地方政府仍然为该地区的甲级足球俱乐部投资。从权限上说，这是违背全体纳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从效果上说，这是“添乱”，这直接导致了低能球员拿高额薪水，影响中国足球彻底进入和早日适应市场经济。全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一起呐喊：政府退出足球。
中国球员赚取高薪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商人的不成熟。俱乐部和球员的收入应该是完全决定于足球市场的。足球市场的潜力大，他们赚钱就多。市场的潜力就是它的销售潜力，它的销售额。中国足球市场目前的状况如何呢？应该说是不太大，尚可，但很可挖掘。足球市场销售额不太大，怎么球员薪水这么高？这就是荒诞的地方，商人赔了钱，球员赚了钱。商人何以愚不可及呢？最初商人们是以为足球广告效益好。迷信广告，对“广告”投入过高是他们失败和赔本的原因。企业要搞好，最基本的是提高产品质量，其次才是适度的宣传。当年在央视“新闻联播”竞标成功的几家酒厂的命运说明了，广告不是成功的根本。在中国足球领域，一批批商人垂涎于广告的效益而来，失望于企业的赔钱而去。但或是因为商人群体还没有彻底清醒，或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优惠与动员，一拨商人走了，又一拨便来了，傻大哥和冤大头总是不乏其人。而转换的越快就越是进入“短期效益”。追求短期效益的结果是，每个足球俱乐部都只看到了其他俱乐部与自己的对立关系，看不到彼此的共同利益，于是他们总是高薪挖对方的球员，最终抬高了球员的价码。后介入的商人更是没有了选择，只好接受目前球员的价格和“挖人”的方式。于是酿成了球员赚钱、俱乐部赔钱的恶性循环。
报酬是双刃剑。合理的赚钱方式和数额可以激励人们的敬业精神，不合理的赚钱方式与荒诞的数额会败坏人们的敬业精神。不幸，中国足球俱乐部走上的是后一条道路。他们赔本赚吆喝，其产品是低质量的比赛和一帮公子哥。
解套的办法是什么呢？俱乐部的资方需要坐在一起，认清彼此的共同利益大于不同利益，算一算中国足球的票房价值（加上转播收入）和真实的广告效益的总和。以此推算出球员的平均收入标准和每个俱乐部球员薪水开支的总额。如果资方没有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和通力合作的决心，他们就必然在与球星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弱势地位，每每被各个击破。
要给足球开发商一种良好的环境，还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能风险太大。风险就是降级问题。升降级制度也是双刃剑，一方面是比赛刺激，利于球市的开发，另一方面，提高了经营者的风险，增加了经营者间的竞争和对立。比较妥当和中和的办法是，增加参赛球队的数量，从而减少降级的比例。比如甲Ａ扩编成16支球队，降级依然是2支。这样刺激保留了，风险降低了。扩编是中国足球朝野上下多年以来的思路。我的基本看法是，考虑联赛级别与参赛队数的根据是市场效益，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如果球市可以支撑较大的“盘子”，为什么要消减为“小盘子”呢？这是市场，不是精品艺术沙龙。
第二个问题是后备人才的培养。只有后备人才源源不断的产生，一些虚假的球星才无法奇货可居，索要大钱。但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要交给市场，要相信市场有这个能力。管理者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制定买卖18岁球员的规章。只要有钱可赚，就肯定有很多人愿意干。
不必担心没人干怎么办。中国的职业足球第一没有奥运夺牌的实力，第二不属于大众体育，应该让它同市场一同凉热。如果市场不待见它，它凉快下来就是应该的。
时下，社会科学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便是“全球化”。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就是认为，由于交通与交流的畅通，商品、信息、人才，这三种因素不再被民族国家所独占，而是日益被全球共享，地球越来越像一个村子。学者们认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
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球化”，就是“足球化”。足球化与全球化交织在一起，足球促进着全球化，足球也在经历着全球化。表面上发生的是，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节日，大赛在同一时间被全球人共同观赏。深层中运作的是，球员和教练频繁地去国外打工，乃至没有一个国家的联赛是纯种的，因为联赛中的参赛单位是俱乐部，俱乐部忠实地贯彻商业全球化的逻辑，俱乐部中的球员哪来的都有。当然全球化风头虽盛，民族国家并非土崩瓦解。在足球领地也是这样。于是有了两种比赛：被全球化大潮渗透了的比赛和传统的民族国家间的比赛。前者即俱乐部间的比赛，包括各国的联赛，各洲的三大杯赛——冠军杯、联盟杯、优胜者杯，乃至洲际大赛——丰田杯。后者为首的当然是世界杯，除此还有奥运会的足球赛和洲内的锦标赛。从赛事多寡上看，“全球化”占了上风，多国部队组成的联赛年年月月都要打。从赛事的重要性上看，靠着世界杯的地位，民族国家间的比赛勉强保持着最高位置，但纯度已非百分百，足球发祥国大英帝国的教练宝座都拱手让给外邦，遑论他国。
全球化似乎腐蚀、瓦解着民族国家。却又不尽然。塞内加尔就是得益于全球化的。没有请“番将”打联赛的时代新风，塞内加尔人怎能进入法国联赛，更不可能凭借“法甲”打造出整支国家队，尤其不可能的是打败了上届冠军法国队。全球化肯定是最为微妙的和极难评价的。可以说它是“双刃剑”——你看法国人培养了塞内加尔少年，振兴了自己打联赛，最终一跟斗栽在天才学生手中。但也可以说它是“双赢”——塞内加尔人的获益是肯定的了，法国人就没获益吗？没有这些天才少年的加入，法国的联赛会这样精彩吗？法国人会着迷于足球吗？甚至没有了来自塞内加尔的维埃拉、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齐达内，法国队能拿世界冠军吗？全球化真有些说不清道不白，但不管喜欢不喜欢，今天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到了全球化之中。但反过来说，虽然全球化无所不在，足球最高级别的比赛还必须是民族国家间的比赛，因为俱乐部间的只是游戏，民族国家间的赛事才更令球迷当真。世界杯是足球高度全球化的杂耍中，民族国家间争夺荣誉的最后的战争。
世界杯赛到这会儿，可以说是怨声载道，能不能顺顺当当地收场，恐怕都要拭目以待。是谁惹的祸？有人说是裁判，有人说水很深，裁判不过是个执行者。但是换个角度，可不可以说，是电视惹的祸。这罪过怎么推给电视了？太岂有此理了。但是您听我说，如果没有电视，您能看到这些错判，这些不公正吗？大家能看到吗？不错，现场有大批观众。但是那场面瞬息即逝，多少人敢确认那是错判。而当我们没有了画面的证据后，支持那一判决的虚弱的声音便会陡然增强。至少可以说，很难形成现在这样一边倒的讨伐错判的阵势。换句话说，在“前电视的时代”，在足球场上骗人容易，甚至套用一句黑道的话，那时候把一个球队“作掉”容易，不会出事件，出乱子，出现怨声载道。
所以完全可以说，电视惹了祸，它干扰了一些人用心良苦的策划，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主事的人是绝对憎恨电视的，只是他们奈何不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出场，奈何不了它进入千家万户。至今，在他的地面，即球场上，他还在竭尽全力禁止大屏幕的进入。因为他们深知，本来好好的，“那家伙”一进来就出乱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今小赛场上的掌权者和昔日大王国中的的掌权者的心理是一样的，不过前辈说得更透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知”在最深层决定了安定。大家都知道了，形势便无可挽回了，必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纭、无遮无拦。而当技术的发展导致信息注定了被大家共享时，民主的闸门便开启了。扪心自问，我自己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我总觉得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在审美上互见短长，但是我想，技术的发展大概将人类引上了民主的不归之路。我同意曼海姆的话，如果未来注定是民主的话，就该好好认识一下民主的缺陷。回到电视对足球的功能，我想，利弊都应该认识。
先说积极功能。虽然比分不能更改了，但电视毕竟使得建立在错判基础上的“胜利”贬值，使得遭到错判的球队不会沉怨。在前电视时代，不知有多少沉怨者，甚至他们自己在权威的话语霸权面前都不敢确认自己蒙冤。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已经在心理的层面上给予受害者补偿，在心理层面上增加了一点公正。再有，电视给执法人增加了压力。
再说消极的功能，就是前面所说的，它增加了不满，增加了冲突。过去的比赛也是这么裁判的，为什么现在这么难裁，为什么现在总出麻烦？就是因为电视这个怪物出笼了。我说过，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技术带来的问题，还要靠新的技术解决，就是裁判工作中也必须引进技术了（看录像后裁决不是好技术，可以有更好的技术），不然您就准备迎接没完没了的滔天怨言吧。
有人说，世界越来越腐败，球场是例证之一。但想想，也可能是丑行曝光的增加给了我们这个晦暗的印象。但就足球来说，自八十年代看电视以来，世界杯的裁判本届确乎最差。前电视时代的裁判实在是说不清的。
韩国队再次靠裁判的帮助，战胜西班牙。这种事情屡屡发生，首先让人们觉得这不是裁判水平的问题，接着令人们感到也不是慑于主场观众压力的问题，因为此前几乎全世界的观众都对韩意之战中裁判的偏袒表达了愤怒，这不也是压力吗？最终不可能不令人们怀疑有势力在操纵或影响着裁判。如果这势力是来自韩国（来自其他方面是令人费解的），就值得问一问：这么做值不值（问好不好人家是不要听的）？
争取好成绩为了什么？为了牛皮。作为亚洲一支球队，能货真价实地进入十六强，已经很牛皮了。靠一点外力帮助进入八强，名次更上一层，微词却轰响一片。继续靠这种手段进入四强，恐怕就牛皮不了了。名誉都成了问题，还怎么牛皮呢？牛皮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心理感受，主体企图获得的是震动众人心理的效应，而不仅仅是将那名次印成铅字。口碑、心碑和名次是两回事。有的名次不高的球队和球星非常牛皮，而含有水分的名次却很可能牛皮不成。本届杯赛韩国队的作风没得说。但幕后的这股力量所要追求的牛皮肯定不仅是球队而且是国家。遗憾的是裁判的丑行在人们心目中丢的不是韩国队的名誉（那名次当然将贬值），很可能是韩国国家的名誉——这丑行发生在主办国。不错，说裁判可能受到一股势力的影响，是没有证据的。但不掌握证据却无改人们内心的印象，而人们内心的印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有分量的。其实追求牛皮的人追求的正是留给人们的印象。即使没有让别人抓到证据，可是名誉没了，印象坏了，一番辛苦为了什么呢？不是南辕北辙吗？我真的觉得韩国人不值。但是我可以感到一些人会认为挺值的：骂归骂，四强的名次拿到了，改得了吗？我觉得这种心理的大面积存在是这个世界的最大荒诞和悲哀。说荒诞，是因为他们竟不知道牛皮是什么，一个人的牛皮是他人由衷地为之竖起大拇哥。说悲哀，是因为那些已经败露且声名狼藉的巧取豪夺，仍然会赢得一些人的羡慕和佩服。
看过这场比赛，我只是觉得一些人的行为是如此荒诞和愚蠢。我的很多足球言论，包括上述言论，都是影射或者说兼论社会的。社会上有太多的蠢人，以不名誉的手段追逐名誉，最终沦为不名誉者。我的影射或兼论得益于肮脏的足球现状，但我不准备为它的制度辩护。不错，足球以及别的游戏都包含了一些人性因素，但决不会包括全部。比如说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像球场上这样11人对11人的公平竞争，两国军队间与球队间的争斗是如此不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类在游戏中享有比社会生活更公正的制度。没有基本的公正社会生活可以照样进行，但没有基本的公正游戏是不存在的。再说，符合生活中的人性，并能帮助我和心武老师这样的人认识人性和影射社会，不是游戏中不完善的规则得以存在的根据。参赛者和观众容忍是它存在的根据，参赛者和观众不容忍是它变革的根据。而我以为几乎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了。
我愿意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我热爱足球，今天的一些足球比赛几乎没法看了，同时也是因为这道理决不限于足球。
改革者不是乌托邦的鼓吹者，他们必须是现实的。我主张裁判制度的改革，不是说要以电子手段代替裁判，那是不现实的，至少在目前。也不是说，每遇争议就暂停比赛，裁判观看录像，而后判决。我只是说，目前裁判的权力太大了，应该缩小他们的权力空间。在何处缩小？在肉眼最难判断，而电子设备最容易解决的地方。其他体育项目也是在这么做的。比如网球。足球中判断越位要比网球中判断球是否出了底线难度大一百倍。可以说注定了将每每发生争执。并且越是完美的配合（距离越位差之毫厘），越容易发生争执，越容易被误判，或是被利用故意错判。如果没有办法也就作罢，偏偏由仪器来判断越位最容易。在两个底线上各置一个电子眼，由它来比较离它最近的两个不同球衣颜色的球员，哪个颜色离它更近。惟一需要加工的是该电子眼能将不同角度上的球员与它的距离换算成与底线垂直的距离。一个软件足以解决这样换算。比赛开始了，电子眼就一直在工作。主裁判可以手持一个电子眼的遥控器。每当进攻一方起球，需要判断是否越位时，裁判刚好在起球的瞬间按纽暂停电子眼，就可以从遥控器上看到电子眼的报告：刚才起球时哪方距离底线更近。解决了越位问题，几乎就是解决了足球比赛中裁判的一半难题和争执。至于侵犯性犯规，我真还主张仍然按目前方式进行，因为即使看录像也还是有争执。
非人格的制度都是建立在人不可信的前提上的。足球场上的事实屡屡证明，裁判不都可信。怎么办呢？只好拿出遏制腐败的手段：缩小权力空间。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放权”，即减少权力。官僚都在减少权力，技术条件成熟时裁判为什么不可以将他的一部分判决让给电子设备呢？
半决赛的两场比赛，除了四个参赛国的球迷毫无保留地为本国的球队祝愿和祈祷外，我猜想其他国家的大多数观众是希望德国和巴西获胜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现在的多数观众站到了强队的立场上，希望强队获胜。这是古怪和耐人寻味的。而这种心理实际上也反映出当今足球的古怪和耐人寻味的现状。在社会生活和其他体育项目中，我想更普遍的心理是希望看到弱者挑战强者，希望弱者爆冷乃至胜利。为什么足球与它们相反？因为在其他体育项目中，强者的胜算太大了，弱者爆冷和胜利的概率是微小和渺茫的；强者屡屡夺金掠银，使得人们对这种优胜劣败的格局感到厌倦，转而同情弱者。社会生活更有过之，每每演成弱肉强食之势，此种情形经久不衰，遂使同情弱者升华成一种刚直不阿、善良仁爱、扶弱济贫的品德。足球从其一开始，就显示出与众多体育项目不同的特征，前者的胜算在这里没有那么大，这就是人们每每说及的足球的“悬念”。虽说悬念稍大一些，最初同情弱者的心理在这里也不短缺。但是近二十年来，足球的特征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人们的心理都变了。足球的变化就是悬念进一步攀升，弱队打败强队稀松平常，“强”要么是历史，要么是场面和样子，惟独不是胜算。在此种足球形势下人们的心理便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观众渐渐变的同情传统的强队，希望传统强队获胜，之所以希望是因为强队获胜真的不容易。为什么不站在突起的异军一边呢？在足球的世界，这些异军通常只是夜空的流星。你刚刚把感情投注在它上面，它就溃不成军了。希望弱队爆冷，盼望异军突起，无异于企盼陷入混沌。混沌是人们的心理难于适应的，心理总是寻找这样那样的秩序的，要么是新秩序，要么是老秩序，不能是无秩序。爆冷的新秀最终带不来新秩序。几起几落，最后人们宁愿选择传统强队，希望它们取胜。
足球性质的改变和人们心理的改变，都告诉人们足球已经成了一个怪物，其结果屡屡荒诞不经、匪夷所思。小时候读小说《林海雪原》对土匪的黑话特别感兴趣。其中最有趣的一句是：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这话神秘怪诞。套用这句式来说足球就是：这赛场上没有冷，冷非冷，非冷非。没有了任何等级、秩序、趋势、规律的比赛是令人陌生和恐惧的。久而久之人们一定会躲避它。有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在耸人听闻，但我自己分明感到了这一趋势正咄咄逼人地走来。坦白地说，我喜欢过去的足球，喜欢自贝利到马拉多纳时代的足球。我深信，通过规则的改革，我们可以唤回那个时代的足球，那种英雄辈出的足球，而不是乱打一锅粥的足球。
杯赛以来屡遭记者电话打扰。最常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大家为什么对足球如此狂热。用学究的眼光看这是个“元问题”，最基础的问题，不那么好回答。
我的回答是：足球就是鸦片，球迷都是在吸毒。足球与鸦片的核心都是一个“瘾”字。瘾就是某种习惯对行为主体的控制，欲罢不能。瘾的典型是毒品，毒品的流行使专家开始了对瘾的研究，但瘾是绝不限于毒品的。吃、购物、工作、锻炼、赌博都可能成为瘾。瘾是现代生活中日益呈现出的最大特征，可以说，不理解瘾就是不理解时代的剧变与现代人。动物与跨入现代门坎前的人类的占压倒优势的行为是为生存挣扎，为温饱奔走。那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久而久之他对此已经高度适应。所以老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现代社会中的最大变化是北部世界已经解决了温饱，南部世界也即将摆脱饥寒。这是人类几十万年未有之巨变。生存的重负猛然卸掉，几十万年的习惯骤然改变，将是非常不适应的，人类前所未有地遭遇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离开了生存奋斗后他感到的是空虚，难于填补的空虚。靠物欲的满足是解决不了空虚的，因为空虚本来就是物质欲望解决后的产物，何况食性的能力极其有限，你能吃多少东西？解救空虚不能靠物质刺激，要靠另一种刺激，一种有强度的，有控制力的刺激，主体心甘情愿被它控制。这种上了瘾的刺激成为了人们的安慰之源，人们在其中找到了高峰体验，陷入了自我沉醉。现代人几乎同时抓住了毒品和足球不是偶然的，二者或许有高下之分，但其“瘾”的特质是相似的。上瘾好不好？有点瘾要比空虚好。但是走到极端也很危险，瘾的极端就是不能自控。最好是有瘾，但尚能自控。然而天下哪有那么多中规中矩者呢？
将足球比作鸦片，不是糟蹋足球吗？不对，鸦片本身是无罪的，且有巨大的药用价值。北岛的一首诗歌的结尾是：“路啊路，飘满红罂粟”，令人泪下。很多年轻人已经不能理解这诗句，因为其中有个典故。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少年时代听一个养蜂老人讲过罂粟的故事：一位反抗沙皇的勇士走向刑场时，鲜血一滴滴洒在草地上；以后那草地上就生长出了一束束火红、洁白的罂粟花。罂粟是这个星球上最神秘而美丽的植物，将足球比作罂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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