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读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有些囫囵吞枣，不过其中托氏的一个论断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今难以磨灭。托氏的论断是先从一个问题开始的，他在考察了大量史实后问道：“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对此托克维尔是这样分析的：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深究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愤。……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记得当日读至此处，我被震得瞠目结舌，因为这与我们惯常的理念相去太远，我们不是总爱用“逼上梁山”一语来形容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么？试想此论若非出自托克维尔之口，多半只会被视为疯子的呓语。震惊之余我沉思了许久，最后不得不为托氏世罕其匹的慧眼所折服。
路易十六至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魂断铡台至今还是个有争议的事件。１９８８年，法国电视台举办了一场审判路易十六的模拟审判，结果百分之五十五的观众反对处死路易十六。这是民间的观点，那么官方呢？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法国庆祝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庆典上，时任总统的密特朗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然而他同时又认为：“处死路易十六虽然是个悲剧，但是处决他的人同时也成功地达成埋葬过去的愿望，因为路易十六的死亡，代表与过去时代一刀两断新时代的来临。以１７９３年的时代背景而言，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密特朗的话有点“辨证法”的味道，不过其内在理路并不新鲜，当年那位号称“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庇尔先生在决定路易十六命运的辩论中作雷霆之吼：“路易当死，因为必须使祖国生存下去！”密特朗的“辩证法”与罗伯斯庇尔的“名言”有些相通之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那就是：为了某个伟大、崇高的目标，个体生命就像一颗螺丝钉无足轻重。老实说，这一理论让我恐惧和厌恶。但密特朗毕竟是个有勇气的政治家，他的“路易十六是个好人”的说法充满了人情味，也是持平之论。按照史家的记述，路易十六是个仪态平庸的胖子，在国务会议上爱打瞌睡，惟一的兴趣和天赋表现在打猎和制锁上，他爱国家、信宗教，对老百姓也不错……这位“好人”的统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姑置不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才具平庸性格仁厚之主的治下，法国人的精神生活较前丰富了许多，统治者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等这些天赋人权的压制也开始松动，这从当时民意对路易十六皇后玛丽·安东尼的攻击中即可见出，玛丽·安东妮因生活奢侈不谨细行，街头巷尾出现了许多攻击她的小册子，甚至还有诽谤皇帝皇后私生活的黄色诗歌，皇后到剧院观戏，群众也漠然以对；路易十六迟钝、懦弱、仁厚的一面尤其表现在对革命风暴优柔寡断的态度上，后来茨威格为玛丽·安东妮作传，就一再为路易十六多次错过反戈一击力挽狂澜的绝佳机会而感叹。诸如此类，在任何一个宣称“朕即国家”的专制王朝都是难以想象的。与此相比，路易十四，这个自称“太阳王”的一代雄主至今还让一些法国人自豪，因为在他的铁腕治下，法兰西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一度取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达成了路易王朝的极盛，然而在“盛世”的背后是什么呢？强盛繁荣的表象实质上是以全面的社会、政治、宗教迫害来支撑的：龙骑兵任意进驻新教徒的家中，骚扰、污辱妇女，强迫臣民信仰统一于天主教之下；禁止和销毁一切背离官方信仰、一切可能危及专制统治的作品，惩罚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读者……这样一种繁荣注定无法长久维持。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指出：“当路易十四这位君主在全欧洲称霸之际，他统治下的王国已开始衰竭，这一点确实无疑。在路易十四朝代最光荣的年月，衰微的最初迹象已经显露，”……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让你在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四这两个时代中必择其一生活，你会选谁？我的回答是：这两种选择都不那么令人鼓舞，然而若必择其一，我宁愿不享受路易十四盛世的光荣！其中道理不言自明，也应该是任何一个稍受现代文明洗礼的人的自然选择。可揆诸实际，我又发现，我所谓的“自然选择”很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说法，颇有一些人——而且是知识分子是很希望回到路易十四时代的。时下影视圈大演清朝戏，尤其是彰扬所谓“康、雍、乾”三朝盛世文治武功的作品风靡一时，作者爱写，演员爱演，观众爱看，一场大戏结束，也总不乏人津津乐道艳羡不置。一般观众倒也罢了，而许多知识分子，他们难道对所谓“盛世”的真相也不了解么？
所谓“盛世”，套用鲁迅翁的说法，其实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时代几乎都有一共同特征，即雄猜之主当政，因为“雄”，所以他有足够的铁腕手段造就一个国家强大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表象，因为“猜”，所以虚张声势的背后往往藏着卑怯，他希望人民都用一个脑子思考一个声音说话，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会惊若鬼魅，仿佛天塌地陷……盛世繁荣的表象之下是社会生活的极度乏味和人心的死寂，当然也有文化，但那只能生长奴隶的文化——死气沉沉消磨意志的考据辞章之学独独兴盛于“十全老人”乾隆的治下不是很费人寻思么？而“末世”，按照孔夫子的说法，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夫子生当周王室式微之际，因此对“礼崩乐坏”恨恨不已，然而斯时又是一个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一个在我国思想、学术、文化史上独放异彩的时代，是一个让后世读书人怀想不已的时代。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意味着旧秩序的难以维系，意味着专制铁爪迫不得已的放松，人的解放人性的苏醒也随之而来，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近代史所证明——试问，思想史上的特异人物有几位不是生逢末世？
为了使这篇小文更有说服力，我想拈出清末这一时段来略作分析。清末是慈禧太后当政，对这个老妪，与人们加诸康熙、雍正、乾隆这些“雄主”的赞誉恰成对照，至今我们只有浓厚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有充足的理由，我无意为慈禧翻案，但我要指出，民间结社、办报兴起于清末——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对此有详尽的记述和研究，各种社会思潮万斛泉涌如同先秦诸子复生的也是在清末，尽管还有种种压制和扼杀，也有先驱者的流血，但公平地说，清末的个人自由远超此前任一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全能主义的压迫下，个体的空间微乎其微，一个有抱负有才华而又不甘终老山林的人除了进科举的牢笼爬到上层就只能做温顺的小老百姓，只有到了清末，市民社会才有了一点雏形，个人的出路和空间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拓展。比如一个握笔杆的人，他若不愿入仕，还可以坐在家里给报馆写点文章换钱优游卒岁，这一幕景象只有到了清末才会出现。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因为知识分子谋生方式的丰富实在是保持独立人格的必要条件。仅此，我便宁生清末而不愿做雍正这些雄主的顺民！慈禧的治术当然也不高明，但她的政权是否就比此前的更不堪呢？现在已有学者研究“慈禧新政”写出了很有见地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慈禧暮年，举凡行政、军事、教育、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其广度与深度均大大超过了洋务运动和康梁变法。更重要的，在慈禧的主持下，清廷预备立宪。对这些“新政”和改革，我们的思维已经习惯于像当年的革命党那样一概斥之为“欺骗人民、麻弊人民斗志”，但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从辛亥革命谈起》（安徽文艺１９９８年版《世纪新梦》）一文中所分析：“当时各地立宪派已大体长成，以绅商为主体的地方势力日益坐大，并正积极议政、参政甚至主政，许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在不断建立、筹划和实行。中央政府的清廷也一再宣告‘预备立宪’，并派大臣出洋考察等等，……当时和今日一律斥之为‘伪’立宪，是不足以服人的。当然，立宪的‘预备期’，或人嫌之过长，但如实说来，五年、七年，又算得了什么？中山先生不也有其‘训政时期’？”你可以说清政府的“新政”和改革是内外交困尤其是西方列强压力下的被迫之举，却不能因此将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效果以一句简单的“朝廷欺骗人民”一笔抹杀。一个思想控制略为放松、正致力于渐进改革的政权反而难以让人忍受，终不免灰飞烟灭为世所笑，这其中自有复杂的原因，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论述是否可移用于此以备一说呢？
还有必要补充一句：所谓“盛世”、“末世”的概念本身就是畸形制度的产物，只有在国家是一人之国家、世运的好坏决定于统治者个人的才具、品德、性格的情况下，才会有“盛世”、“末世”之辨。反观美国开国二百多年的历史，自华盛顿迄今，你能说是林肯还是里根时段是美国人的盛世？所以从根本上说，我希望“盛世”、“末世”的概念和它们代表的专制王朝一样同归历史，可是面对一些人对所谓“盛世”大唱赞歌的无奈现实，我只能出此权宜之策，这就是做这篇小文的意图所在。“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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