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几本《胡适传》的人大概都会有胡适事迹烂熟于胸的潜意识，可是真正动手去研究胡适却仿佛处处有疑问，在在是空白。这话当然不是对过去所有刊行的《胡适传》而言的。实际上，胡适研究在大陆虽然起步较晚，所获却不可谓不丰，胡适研究随之而成显学，更是有目共睹。犹记得几年前出版的一本《胡适传论》中，因所附的专家推荐评语中有类如以往的胡适传“大都质量平平，水准不高”一句，便引起前出的胡适传记作者的很大不满。说起来，这本身也属见仁见智之论，所以会引发反感，倒很可能不在于话语本身，而在于前出胡适传记的作者想借此发挥一下对时下学术界，特别是属于主流的学术门派忽视旁系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有意无意的霸权意识和近视作风的不满。
客观地说，“胡适传”中确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就是严谨的知名的传记，亦有可以讨论之处，像李敖的《胡适评传》仅仅写到1910年，就青少年胡适的经历，也难说有何新见。但说到底，李敖先生还是因为兴趣转移得快，并非“不认真”。要说“不认真”或者几乎就是抄来抄去的著作、文章，那也是人见人嫌，不如不提为好。
重印的《胡适传记三种》，虽则最近的一种也出版于三十年前，谈不上“新”，但冲着三位作者都与胡适有过直接交往这一条，便没有不读的理由。
受过名人恩惠者，为名人树立丰碑，是情理之中的事。现代中国能够立碑的名人不少，但算一算，真能在立碑后不被人泼污水的并不多。连胡适这样，应该说是个谦谦君子吧，上世纪五十年代还不是遭受了“大批判”。好在当时胡适在大洋彼岸，距离产生了审美的可能性，否则他也不会见“大批判”文章还读得高兴，且评头论足，把毛泽东的白话文水平赞扬一番。但向胡适泼水者大多是由于政治的意见不同，于其道德，似乎也无甚可挑剔的。就是毛泽东在对斯诺谈话中，不是也说到对他影响大的人是胡适与陈独秀吗。我就是不明白，时至今日，我们编教科书的专家们为何还要置领袖箴言于不顾，非要把胡适忽略，再用李大钊替代陈独秀。以后见之明夺古人前说，据理想象，再造新史，是不是历史的进步，值得反思。
亲炙亲历者的优势在于，可以近距离地感同身受，如果再有一支生花的妙笔，那传主一定是生动可人，跃然纸上。像萧红，大约没有人会反对说，她笔下的鲁迅最为生动。但史传与文学传记毕竟不同，三位作者都受过历史研究技能的训练，且受胡适影响，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文学想象的成分便几乎被剔除干净。好在人是有灵性的动物，胡适更是所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典范，因此其传记也不会生涩难读。
不过，三位作者虽有严谨的史家态度，但毕竟还是在老师的阴影之下，所以没有避免那种拣好的说，不好的不说，或者为其辩解的态度。这大概也是亲炙亲历者的无奈或弱势所在。但作者的过分理解，倒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胡适其人其行的新视角。比如胡适作“过河卒子”那一段在吴相湘先生《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里占去的篇幅便不少。他不厌其烦地叙述胡适如何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力，勤勉工作，这却是以前传记中少见的。然而就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情节吴先生却没有作出解释，这就是胡适为何大使才作了两年就被人替代。特别是在凸显了操劳奔忙之后，恐怕更需要作出解释。但从史家风范言，吴相湘先生的这本传记，还是想秉承客观公正的。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传后所附的回忆文章便不难体会出来。
放入情感未必全错，充分地理解传主，也往往有新见产出。比如吴传从胡适留学日记里发掘到的，于社会大变动时，胡适沉潜功夫一类的特殊表现来源于诗人歌德，便是“发人之未发”。而关于胡适的理智爱国，吴传的解说也多与众不同。读吴传的一个深切感受，大概就是吴先生一直都是在把胡适当作爱国者来写的。这一点他在传前也是开宗明义的。而之所以有这样的预设，可能也与有人指斥胡适有关联。类似的问题包括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赞胡与反胡者的见解也可以说是南辕北辙，针锋相对。
但情感的介入毕竟有点影响客观公正。正是从客观公正的理性态度出发，胡适虽然对胡不归所做的工作心存感激，并称赞传后所附的“胡适之五十岁年表”“很有用”，对传记中的叙事也还是不甚满意。应该说，胡适在日记中的这一段表述并不是虚空之论，他本人也是传记的提倡与实践者，不可能不懂得传记的基本规则。昔日苏雪林诋毁鲁迅，转发胡适寻求支援，胡适的回信便颇能代表他的理性与大度，他说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339页）的话语，也相当有名。而从胡适对待为其作口述自传的唐德刚的态度以及唐注的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也不是拘泥于“太爱惜羽毛”一脉的。
胡不归的《胡适之传》作为最早的胡适传记，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但现在看来，的确是有点太匆忙简略了。而关键是，其中多有回忆性质，仿佛依个人的视角去描述传主。且其中的一些涉及胡适朋友的褒贬之论，也难说会让胡适这样厚道之人满意。像说到为人介绍工作，胡不归称：
蔡（元培）先生是“有求必应”，适之先生是“一口回绝”。但是，蔡先生的荐书是十封有九封不灵的，因为他写得太滥了。适之先生不写则已，一写必成。蔡先生之“来者不拒”，所以得人心，所以成其伟大。适之先生的“不轻易写”，所以能拔真才，能鼓励人立志气，也是他的所以伟大之处。
这一扬一抑，看似讨巧，实则过分随意，因为不仅涉及的双方看后心情不会畅快，读者也会觉得别扭。
毛子水的《胡适传》重点是放在了学术成就之上的。虽然从篇幅上看，只能算是“小传”，但他对胡适学术追求的定位，却相当独到。像他所指出的“先生生平治学的大目的，在思想史”，就是见道之言。还有传中多次提示的胡适学术研究以及学术成果的“方法”意义，既是胡适一生所最为看重，也是后代研究者所认同的价值所在。只是谈到“思想史”时，毛子水加上的一句解释，言胡所做的思想史“实在是在人类的思想史；不过为专精起见，着重在中国这一部分罢了”（131页），就不免有些学生为老师声张辩解的色彩而显得多余。
但无论是学生为老师辩解，还是间或揄扬，似乎又都与具体语境有关。1941年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匆忙编出，为的是赶在胡五十岁生日前。而其实，他的用心还是在年谱上，于叙述并非特长。其时正值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胡不归避居浙江金华，“白天为公家编纂《抗战建国大事年表》，只是夜间一点睡眠时间，抽出整理传稿”（参见《胡适传记三种》，正文3页），条件可想而知。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激进思潮的勃兴并渐成主流态势后，胡适的地位也大不如前，据说他的讲课，也开始由礼堂历经阶梯教室返回到一般教室。时事变迁，物是人非，至五六十年代不仅是大陆，在台湾，胡适也成了“全盘西化”的罪人，遭受“围剿”。一向取文化保守立场的国民党政府有保守意念，正有利于那些攻击无处的人士发泄不满，且胡适地位的下降，更给了他们以落井下石的机会。骂胡适者出言撒泼，句句诛心，如“文化买办”、“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说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具体参见易竹贤：《胡适传（修订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三章）。毛子水的《胡适传》（1966年出版），以及稍晚作为《民国百人传》之一种出版的吴相湘先生的《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都是在这样相似的语境中撰写出来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毛子水要努力阐释胡适的学术价值，吴相湘要把胡适当成一个具备爱国热情，对国家民族实有贡献，且相当理智的爱国者来写的原因。
语境影响的另一个实在的表现，大约就是，他们不愿意过多涉及胡适与国民党及政府不和谐因而显得相当敏感的问题。当然，类如胡适写作《知难，行亦不易》究竟何指，尚可继续讨论。硬把胡适往孙中山那方靠，虽有认识上的关系，但除认识外，应该还有好心地替老师开脱之意在里面。这是后世人的好心，属于“我注六经”一类，也是特定语境中的表现，所谓“时代的局限”。就作者而言，可能谁也避免不了，但从读者的角度看，却属感情色彩过浓的产物，不免失真，不免有违客观公正。
诚然，“客观公正”这一历史学坚守的原则，却实在也是难以辩明的原则。做到哪一步才“客观”，确实难以把握。于是有人干脆不承认纯客观存在，就像有人谈论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的“物化”小说时说的，只要出自作家之手就无“客观”可言。如此思路，到历史学界，大约就是不承认“客观主义”的可能。那么“客观主义”是否可能？正面说明这个问题实在不易，不如从反面看。我是同意这样的说法，史实无法真正“客观”并不等于可以主观想象，蠡测推理，阐释归纳，依据的仍然是基本的史料（实）。需要补充的是，这一（可能是）史学不变的“真理”，着重讲的是治史之人的治史原则，并非在要求读史之人。正如“以史为鉴”所针对的对象，只是读史之人而不是治史者一样。治史者只应该求“真”而无意照顾现实，更谈不上为其“服务”。还是古人说得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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