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康正果的作品，很容易把它们混同于时下坊间流行的那些介于黄与不黄之间，标榜“性文化”的小册子，这主要是因为康著的名字所带有的暧昧色彩，容易让人产生误读，并进而想入非非的缘故。《风骚与艳情》也是如此，这部著作初版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彼时正值“性文化”泛滥，一时之间泥沙俱下，此书也因其涉及性文化内容而被猎奇盗艳者以为是枕边秘籍。但令他们大失所望的这竟是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上承先秦，下至清末，全面论述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两性关系，以“风骚”与“艳情”为两大主线，对古典诗词中的女性主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讨论了政治与爱情、文人与女人、诗歌与音乐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作者带我们在古典诗词的长廊之中信步漫游，饶有趣味地解读、分析、探讨，再一次拉近了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之间的距离，为我们研究古代两性文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文学作品艺术与思想的基本倾向，这是由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道德风尚所决定的，中国古典诗词对妇女的指述亦基本不出这样两种范围，一是提倡妇德的“风骚”型，用来维护社会的道德风化；另一种则是被古代文人所津津乐道的“艳情”型，以文字满足他们对爱情的向往。对于人性，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单纯体现“政治和道德上的尽善尽美”，更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孤立地完成政治道德这个大而无当的社会功能而存在，它需要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相融合，即“风骚与艳情”并举，“从两个对峙而又互补的方面，构成了男性中心文学的机制”——所谓“风天下而正夫妇”，这应该就是古代理想的两性关系之标准。但理想归理想，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关系却远远不是那么回事，正像西方基督教哲学家尼布尔所认为的那样，任何社会道德的本质都是特定社会群体（国家、民族、阶级等）利益的体现，而传统性道德反映出的正是宗法社会对两性关系的要求，它必须限制两性关系的自由才能够保障血缘宗法的纯正，这是男权社会得以长治久安的基础——宗法社会的本质即是排斥两性关系之自由的，它又怎么可能达到“风情与风教”的真正统一呢？所以在古代社会中，只要宗法制社会的本质不变，有关妇女的文学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为古代两性文化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基调。
男权社会中，女人无疑承担着更多的道德义务与家庭义务，男女关系的实质即是弱者对于强者的依附，主动权掌握在男人手中，女人自己并没有自主的人格。所谓“既定的标准”就是男人的标准，女人自身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标准，女人的才华没有任何社会意义，那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点缀，一种供男人怜香惜玉的资本，是她带给男人嫁妆中的一种。因为“学而优则仕”早已将女人排斥在外，女人的才华除了让她在以色事人的同时，再加上以才事人，而成为一个“高雅的玩具”之外，并未有别的用途。因此，古典诗词中展露出的两性关系基本都是一种男人视角，从中根本看不到女人的精神个性与真正的内心感受，而且女人也同样以一种男性视角来看待自己，以男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事实上，古典诗词中的女性主题隶属于男权中心的范畴，表现出的仍然是男性的话语霸权，即使这些诗词出自女人之手，亦并非是来自女性内心的真实声音，它们无不表现出这样两种趋向：“一个传达了社会对良家妇女的要求，表现为理想的女性；另一个以那些用自己的色艺供人娱乐的女子为模特儿，为诗人描写美色的爱好提供了最佳的对象”，前者以“风骚”宣德，后者以“艳情”宣淫，殊途同归地表现出男权社会中的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即以古代广为流传的“征妇诗”而言，其中表现妇女自身形象的词汇诸如“首如飞蓬”、“懒扫蛾眉”之类，正是“女为悦己者容”的最佳注解，女人既然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当自己的男人远征在外、“悦己者”不在眼前时，女人的“容”自然也就毫无意义了。对此，康正果先生作出了如下判断：“因为她不直接参与社会事务，所以很少对个人情感生活以外的现实表示关注，一般说来，她只是通过自己所依从的男人与她的关系来承受现实的压力。……她很少直接评论她并不理解的战争，她只懂得用她个人在夫妇之情上的得与失来衡量人生的一切变故。”由此，我们不仅对“征妇诗”的内容与实质有了更深的把握，同时也对古代妇女的真实处境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
在长期的宗法社会中，男人在两性关系方面比较女人的确有着更多的特权与自由，但既然女人已经丧失了爱的权利，男人又何尝能够拥有真正的爱情呢？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使得古代的男人们“对性普遍抱有神秘态度”。这种原罪感造成了他们对性的恐惧与向往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男人们对性欲的恐惧，对自我性能力的怀疑，形成了古代男人轻重不同的心理障碍。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士大夫的自恋与他们对女性的企慕和怜悯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以意淫去美化性爱，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两性关系反而变得平淡无奇，且退居其次。当意淫达到了一定境界时，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当正常的两情相悦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替代，娶妻不是因为个人爱情，只是为了家族的传宗接代时，两性关系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以至于乏善可陈了。所以不妨说男权社会是一面双刃剑，男人在两性关系中得到了某些特权，却也失去了另外一些东西。当女人已经不是真正的女人时，男人也就很难称之为真正的男人，只要两性之中有一方的爱情自由被扼杀，另一方的爱情自由也就无从谈起，男人固然剥夺了女人的个人权利，但他们自身也因丧失了爱的能力而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
重新阅读中国古典诗词，我们既为其中女性主题表现出的摇曳多姿而感动，同时也更深刻地体味到了这种繁华背后所蕴涵着的苍凉意味。诚如康正果先生所言：“在任何时代，不管礼教多么森严，男女私情总是存在的，个别人的越轨行为并不意味着男女交往的自由。只有在确立了男女共同的性道德标准的社会中，男女交往的真正自由才能充分实现。”（以上所引均出自《风骚与艳情》）的确，无论任何一个时代，个别人的越轨行为都无法证明社会整体的道德环境之进步，我们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考察，才能够确认这个社会是否已经确立了男女共同的性道德标准，才能够衡量出这个社会道德文化环境的宽松与否，并以之为观照，对当今社会两性关系的现状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
（《风骚与艳情》康正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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