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首脑，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态度。今天，美国人看小布什觉得他和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叔叔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样的穿着、一样的谈吐、一样的会用错词讲错话，但他是总统。在有的国家，政治首脑频繁地更换，人们对于拥有崇高权力领袖好像不太信任，拥有崇高权力的领袖发生了信任危机。
剑荆的近著《我们时代的领袖危机》就讲述了最近显现出来的领袖危机的种种症候，并且作了详尽的理论分析。书中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述的是那些摇摆在新旧政治体制之间、充满各种政治危机的国家中的领袖行为，这些国家包括韩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伊拉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要面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困扰，也要面对全球化的压力。本书的内容多是作者在《中国经济时报》国际新闻栏目的几年间发表的文章提炼合集，那些事那些人在当时都是新鲜活泼的，现在大多物是人非，人们总是被现在的新鲜活泼抓住，哪有时间顾及过去呢！有没有人看背后的问题是，这本书对于今天的读者是否还有意义？那么我们可以问：这个时代的领袖危机过去了吗？回答只有一个：没有过去，反而更加深重了。也许剑荆的这本书由此显出了它持久的精神魅力。
作为当代后发国家领袖政治行为的活体式研究，《我们时代的领袖危机》接续了1986年出版的《首脑论》对于前现代和现代政治体系下领袖行为规范的类型研究。这些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领袖们的功过是非既与他所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相关，也与他得到的政治遗产和可操纵的政治资源相关；既与国际政治经济压力相关，也与他个人的品质、性格和气质相关。剑荆探讨的不是领袖们获得最高权力的路径、统治与治理的技术，也不是领袖权力更迭、权力转移的显隐规则，他关心的是传统迈向现代的国家在新旧组织结构压迫下，传统治理方式失灵时举步维艰的探索过程。书中只有六分之一的篇幅讲到英美等国领袖现状，或许这些发达国家的选举是令人乏味的，它们的总统、首相不拘小节，有着与常人无异的七情六欲，失去了非凡的领袖魅力，但他们没有危及政治声誉的麻烦，他们作为领袖的职业伦理没有受到挑战；而在后发展国家中，无论是花花公子埃斯特拉达（菲律宾前总统）、还是曾经的强权人物苏哈托，都是在经历信任危机后黯然离去。
剑荆报上专栏中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如今已成为昨天的历史，但它们留下的阴影今天仍然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徘徊，久久不愿离去。国际时事评论作为一种媒体观察世界的方式，很难作出预言性或历史性的结论，因为它面对的是突发事件，许多真相往往要经过很久很久才会慢慢被揭露出来。事情与真相往往是一点点变得清晰起来的，现场感几乎就是一种吃不准，吃不透，吃不消的茫然无措或无处落笔。另一方面，读者的阅读快感是建立于在这个动荡世界中获得某种安全感觉的基础上的，读者渴望从评论者那里听到确定性的宣告式言论，因此媒体评论者不得不一次次做出预言。错误的预言不会有人记得，只要十次中有一次说中，评论者就会被人们记住。
国际时事评论的难点不在于语言阻隔下资讯获得的费时费力，而在于评论者能不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不是每一个国际时事评论者都要代表国家的声音或者只发表一些表态性的结论，读者需要知道今天的政治地震为什么会形成？国际时事评论者要有自己的个性，他独特的知识系谱和价值立场会在故事新讲的娓娓道来中体现出来，这样，国际时事评论才能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剑荆在这方面无疑做了开创性工作。在他写第一篇国际时事评论的时候，国内只有极少的几家报纸小心翼翼地做着这方面的尝试。白云苍狗，几年过去了，他独特的媒体修辞策略带动了一群后来者，并且成为现在一种常见的批评策略。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国际时事评论者，除了匆忙还是匆忙。对于这点，剑荆有着清醒的认识。媒体的写作方式决定了领袖们复杂的行为经常会被简约化，剑荆的努力表明，可以戴上自己的眼镜看世界也是一种享受。他没有凝滞在观察对象上，而是不断地调整着观察方位、观察视角、观察焦距。
传统社会实行王位继任制，人们对领袖的期待多是奇里玛斯型人物，希望“明君圣主”，害怕“昏君暴君”，社会政治也往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治乱循环。现代国家大都实行“限任制首脑”的更迭规则，领袖的品格和行为对政治体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要比前者小得多。发达国家的领袖危机毋宁说是它们政治制度优越的同义语，它们太胖了，也该该减减肥了，后发国家的领袖信任危机不断，恰恰是其政治体制不顺，现实政治经利益冲突尖锐化的表征，它们太瘦弱了，什么时候才能强健起来呢？今天，迷恋传统社会下的长治久安终归是昙花一现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压力已经时不我待，后发国家的危机也不是邻人的笑话等你瞧，如何把邻人的经验教训转化为自家的药方子，这可能是阅读《我们时代的领袖危机》的现实意义吧。
(《我们时代的领袖危机》，张剑荆著，海南出版社2001年9月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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