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我考入山东师大中文系跟田仲济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时，先生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那年我二十二岁，本科读的是英语系，因为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自学了中文系课程，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已经快要算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了，第二年先生又招了一届，但已经不再亲自给研究生上课。我们和上一级的研究生一起听先生上了一年的课，这一年也是我们和先生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先生八十岁时就退休了，把我们交给其他老师来指导，我是由袁宗岳老师指导完成学位论文的。
在决定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时候，我对先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抗战时期就已经是闻名大后方的杂文家。他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第一部《抗战文学史》的作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招研究生了。能跟这样一位导师学习是我非常向往的，所以在复试选择导师时，我毫不犹豫地只填了一个选择，幸运的是，我如愿以偿了。在以后我和先生的接触中，感受最深刻的一点那就是先生的“严正”，这种为人、为师的“严正”，“文革”之后已经日渐稀少了。“严正”源于人的有所信守，我觉得这种“严正”在先生那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拒斥流俗，带有悲剧性的执拗和坚持，他所信守的是一些内心深处的不可轻慢、不可亵渎的信念和原则，虽然先生活到九十四岁，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变迁、人世沧桑，但他作为“五四人”、“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那种特有的精神气质、人生信仰、理想信念，是毕生保持，贯穿终生的。
先生对我们的学业要求极严，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英语，虽然已经通过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但我一入学先生就让我重修了中文系的几门主要课程，而且把我叫到家里，亲自对我进行了考试。而我的两个小师兄，就因为到先生家去交作业时，说话含含糊糊、模棱两可，流露出想早点交上作业回家，并且已经预订了车票的意思，结果触发了先生的“雷霆之怒”，被先生狠狠训斥过。先生对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极为重视，一入学就让我们逐卷、逐篇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原始资料，并要记读书笔记。当时我们对此并不是能完全理解。１９８５年正是学术史上的所谓“方法论年”，所谓“新三论”等西方新的批评方法如潮水般涌来，对我们实有相当的诱惑，以为只要掌握了这些方法，就等于找到了文学研究的万能钥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后来我们才体会到“功不唐捐”，先生的要求使我们获益匪浅。观点、方法是会过时的，而史实则不会过时。研究文学史而缺乏历史感，则难免会荒腔走板。“知人论世”在任何时候都不失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功。
先生除了严正的一面之外，也有幽默、诙谐、风趣之处。所以在先生的课堂上时而也会传出一阵阵笑声。先生是写杂文出身的学者，阅世既深，眼光又锐利，议论常有洞察幽微、一针见血之处。先生上课时不用什么讲义，更像是一种兴之所至的漫谈。他是作为现代文学史的亲历者、参与者来讲述这段文学史的，所以有其为通常研究者所不能及的独到之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先生说过1927年南昌城头贴的层叠覆盖的、厚如银元的“处决布告”；1929年布店里搭售的禁书《短裤党》；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参加的左联的“飞行集会”和“粉笔运动”以及抗战时期他在大后方重庆和茅盾、老舍、臧克家、姚雪垠、黄碧野等作家的交往，以及他和当时的畅销书作家、“洋场才子”徐訏之间的一段过节等等。这些都给人一种走进历史深处，回到历史现场之感。遗憾的是先生始终谦抑、低调地看自己，对于生前身后之事越来越超然、淡泊，所以始终不愿意写出一部较为翔实的自传留给后人，很多珍贵的史料以及先生自己对人生、文学、历史的独到的感受、体验、观察、认识，也就随着先生的过世失传了。
我揣测先生晚年的心境大概是颇有些寂寞之感的。那时每次上完课之后，都由我们几个轮流陪送先生回家，在路上常常会有一些闲谈。又一次不知怎么谈到“长寿”的问题，先生就说：“长寿有什么好，能谈得来的老朋友都去世了。”先生也常常说起《圣经·旧约》里的一段话：“已行之事，后必再行，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其中体现出现代以来无数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精神遗产和思想资源。作为曾经亲聆过先生教诲的学生，我更能感受这份遗产的珍贵和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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