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年终之日,农历冬至已经过去整整十天了。我记得白昼还是好好的,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天却急速地阴沉下来。猛然间,我听见天空中炸开了一声响雷,随即便哗哗下起了大雨,耀眼的闪电中雷声轰然不绝,当时便感到有些异常。翌日下午,我才知道王敦洲那极度疲倦的灵魂,正是在这雷鸣雨骤之夜,由南京一家医院返回盐城的。似乎他感到已经抵达了故乡的土地,心头完全释然了。于是,在归来后的第三天凌晨,他独自走了。当这一消息传来时,我听见头顶再一次响起了惊雷。死于青春年岁的优秀诗人骆一禾曾经写道:“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把我们轻轻放过。”然而这不是春季,这是隆冬。这突如其来的雷霆,更让人难以置信。天冷得出奇,我感到心已经结冰。
我与敦洲相识,是在他四年前从上海治病回来之后的事了。那时他在家养病休息,有些闲空,常到我这儿闲聊。我很快发现,敦洲差不多把文学作为生命的最终依托。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对一个至真至美世界的向往。他的这一理想,几乎是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大川中化育而出的。尽管敦洲有着广阔的阅读视野,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却情有独钟。每当我同他谈及古代作家时,他熟稔得如数家珍。尤其是对于所喜爱的诗人,他能大段大段地背出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总让我惊讶不已。因为我对那些唱尽古人心曲的诗词,早已忘得差不多了。大约是长期受濡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恩惠吧,敦洲的文章表现出一种雄沉高古的境界。他早些时候所写的古典文学评论,不仅具有严谨的学术品质,更体现了他那孜孜以求的美学理想。透过那情感炽热、闪着光芒的字句,我总是感受到敦洲身上保持着一种凝重质朴的古典人格精神,其中既有刚直方正的儒士风范,也有脱俗不凡的魏晋风骨。
在走向文学圣殿的道路上,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是敦洲十分敬仰的大师。他谈起这个文化巨人时,表现出特别的推重。后来敦洲由于身体不好,已经不再写长文章了,他似乎从鲁迅那短小精悍的杂文中,找到了得心应手的文体,写下了许多意境超迈、影响广泛的随笔。像《大羹之味》这类篇什,不仅以明快的笔触切中时弊,而且表达了他对现代人立身之本的深深关切。加之用典精当,语言洗炼,很是耐读。特别是在当代文坛显露出一种浮泛轻率的症候之时,他拖着病体写作,发表了《重读鲁迅》的系列随笔,言辞显得格外锋利峻急,仿佛是向着生命高峰的最后冲刺,也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敦洲为人真诚、淳朴,他总是谈到朋友们的长处,称赞别人的文章。当他读完我那本《纯粹的声音》后,便执意要写一篇有分量的书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因此我一直劝他不要费神。真想不到他在那么力不所支的情况下,还是动笔了。后来。敦洲对我说:“我想把篇书评写得更好一点,可是,我的精力实在不行了,还不能定稿。”他连声说,这是个遗憾。我让他千万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要再写一个字了。他告诉我,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他已委托将要去南京大学读博士的丁和根为我的书写了一篇书评,我听了心头一热,不知道说什么好。在敦洲临去南京治病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在他家小坐了一会,他让我看了他写的那篇书评的手稿。在一本软面抄的洁白的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清丽的字迹,看得出来,他对文字的反复斟酌,草稿改动的地方很多。他告诉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回归大地》。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未完之作,竟是他的绝笔;那声“回归大地”,竟成为他的遗愿。
为他送行的那天上午,气候特别特别的冷,我哆嗦着,感到快要冻僵似的。我听见呼啸的寒风中,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雷鸣,我知道这是敦洲远去的足音。在悲痛的深处,我又仿佛听见雷霆的话语说出了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英雄挽歌》中那让人欣慰的诗句:
在茂盛的芳草上迈着清晨的步履
他独自上升,满脸霞光熠熠。
……
满脸霞光熠熠,他独自上升
喝醉了阳光,亮透了一颗心。
(《谛听冬雷的沉响》,王敦洲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12月版,19.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