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喜欢读书的，但是不以为文学、哲学、历史等中有哪一本非读不可；世间要是真有什么“必读书”，那也只能说是词典了。现在勉强说是靠写字为生，然而前提在于是否有那么些字供你来写。具体讲就是词汇与句式，这些东西存储在记忆中，写作时才能得心应手。那么记忆中的东西又从何而来呢。句式多半沿袭平常说话用法，读别人的书时也曾悟得不少；词汇同样可以从生活中和书本上撷取。但是又怎么知道有没有记错，——所谓“文字不通”，便是由此而生的了。句式的问题相对简单，掌握了主、谓、宾、定、状、补各语之间的搭配关系，大致不会出乱子；词汇则要麻烦得多，非得一个个记准确了不可，而且记住读音，也不一定写得对。当然不是一概无迹可寻。譬如有人把“寒暄”写作“寒喧”，或许以为此乃说话，当从“口”旁；可是如果稍加斟酌，这样“寒”字没着落了，便明白原来二者相对而言，乃是“冷暖”之意，亦即通常所谓“今日天气哈哈哈”是也，所以第二字当从“日”旁，写作“暄”。但是汉语词汇组合，并不都这么讲理；也许原本有理，咱们一下不能了然。那么就要请教老师了。不过我的中文教育只接受到中学毕业为止，而且就连中学也不曾好好念过；读到大学文科以上的人想必方便得多，我则只能把词典看作自己的老师。是以每逢写文章，手边必备几种词典，查阅再三，不厌其烦，即便此刻亦不例外。——本来打算写这篇文章时，随手记下查过哪些条目，一并发表出来；担心过于絮聒，此议遂寝，然则那样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也未可知。查词典是我的笨法子，修养不足，只好如此；但是我想常写错别字的人，修养不足之外，用功也不够。
说来我对词典，首先抱定的就是这么一种实用态度。词典通常被称作“工具书”，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不光写文章，只要动笔头，好比写信、打报告之类，都涉及同样问题，那么查词典就是难免的了。我把对词汇及句式的把握称为一种修养，自忖并非过甚其词。再高明的作家学者，写出来的东西字句不通，所谓高明也得大打折扣。查词典只不过是将勤补拙，总比出乖露丑强得多了。
如此说法，殊少风趣；然而词典之适于实用，怕是尚不止前述纠错一项。个人所掌握的词汇，词典亦是重要来源之一。我们学外语，有个词汇量的概念；很奇怪涉及自家中文，反倒不以此衡量了。勤查词典，可以多识生词，此本无须多言；先父沙鸥先生从前另有见解，且已付诸实践，却值得在此一提。他很喜欢翻看词典、韵书之类，认为这对写诗大有裨益。曾在通信中说：
要经常运用有关语言的工具书，为了找寻新的，不是你常用的词汇。比如，你想用“孤独”一词，而这个词你已用过多次了，不能再用了，就去查“孤独”的同义词，去查有关“孤”与“独”的组词，你会发现许多词，由此挑选一个你自己未用过，别人也未用过，或少用的新词。
找一个新词，要舍得花功夫。
这有一个在创作上的求高、求严的态度问题。
先父以非重复性来理解语言的丰富性，就把这一问题具体化了，不致流于空谈。北京话有个说法叫“贫”，《现代汉语词典》释为“絮叨可厌”，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写作“频”，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则云：“其实该用‘频’字，但一般避生就熟，多用‘贫’字。”我觉得其间不无因果关系，盖“贫”（词汇量少）所以“频”（絮叨可厌）也。说话如此，尚且算是毛病；何况写诗呢。所以先父这番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确不小。或者说写诗当然不比寻常，若作文章或随便写点什么，不妨退而求其次。我意不然。无论如何，“贫”都不是好的品相。唱高调说爱惜中文，说实话是爱惜自己，都应该经常翻翻词典。
词典与我们的关系，原本不止语言应用一途，至少还涉及知识层面，当然词汇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且来声明一句，这里使用“词典”概念不很严格，多半作为“工具书”的代名词，而工具书并不限于词典一种。据金常政《百科全书·辞书·年鉴：研究与编纂方法》一书介绍：
按美国一位工具书权威Ｌ·肖尔斯博士的分类，把工具书分为十三类。如果不唯权威是从，打乱一下肖尔斯的排列次序，按可读性高低，或检索性递增的次序重排便是：百科全书、年鉴、指南、便览、手册、传记性资料、地理性资料、词典、书目、报刊目录、索引、政府文件集、视听资料。
检点一过可以发现，其中与语言应用有关的惟有词典，此外各类均关乎其他知识。然而其他知识词典中也有，只是简略一点罢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详编）“词典”一条有云：
词典与百科全书的界限本不难划定：词典解释的是词；而百科全书解释的是事物，但在实际上却很难分得清楚，因为词只有与事物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很难设想编出一本不表示对象和概念的词典来。
这番话很是有趣，我们读词典，所获得的知识正是关于“事物”、“对象”和“概念”者也。至于我自己，很晚才知道世间有百科全书之类，此前则惟有词典可读。本来应该从百科全书等中获取的知识，部分只好求助于词典了。其实起先连词典也不能读到，惟有一小本《新华字典》。最早则只能去读“毛选”每篇后面的注释——这便是我小时候所有的一部“词典”了。我之认识“事物”，由打这儿开始。以后买到《新华字典》，还有《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一概如获至宝，整天看个没完。《现代汉语词典》系内部发行，当时不知怎么到手。说来我得益于此书者甚多，它教我知道世间很多事情，简直胜于所有师传。过了多年才有成套的百科全书发售，最早的一部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共十册，事先在书店订购了（差不多花去我两个月的工资），以后一本接一本出来，我就一本接一本取回，沉甸甸的书捧在手中，特别欣喜。回家之后，当然迫不及待地要展卷一读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经验之谈；当然现在青少年读物很多，获取知识可能更其便利。不过我还是想说一句：词典仍不失为有效来源之一。至少“开卷有益”这句话，用在这儿是不错的。知识都有具体内容；有关某一对象的知识，实际上是一个序列，或者一个过程。词典所涉及的，不过开个头儿而已，深入了解当然不够，还须去读百科全书相关条目，乃至专门书籍不可。上述知识的起始部分，往往是某一题目或某一门类的常识。略具常识，距离博学还远，但已经不能算是无知。对于我们普通人或非专业人士来说，虽然不尽够用，总比没有要强。自己开口，不大容易闹笑话；听别人说话，则不会轻易上当。这里举个例子。十几年前我读一本有关周作人的传记，见谈及俞理初时牵扯到俞平伯，又把周氏关于俞理初的很多话都归诸俞樾了，不免心生疑惑，记得俞平伯的先人乃是俞樾，并不关俞理初什么事；周氏虽然称赞过前者，最推崇的却是后者。翻开《辞海》一看，俞樾与俞正燮（字理初）各有条目，就写在同一页上。我想《辞海》这种大路读物，作者案头一定放着；若去核对一下，并不花太多工夫。这给我一个教训，即凡涉及知识的事情，不妨以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着手做起。那么其间能够给予我们帮助的，词典之类又是必不可少了。
不过话说回来，就我经常使用的几种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而言，作为知识读物，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倒不是要求过高，要求仍仅限于上述常识层面，即便如此，还是觉得不无条目缺漏、解释失当之处，只能应付一时之用（譬如不至于将俞正燮与俞樾混为一谈）。先哲有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吾辈于任何一种词典亦然。词典只是知识来源之一，——末了二字尤其吃紧，全部知识若以千万计，万万计，它所介绍的不过是“之一”罢了。知识也是一种修养，与语言能力一样。
回到前引《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词只有与事物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很难设想编出一本不表示对象和概念的词典来”，似乎不妨进一步讲：某一时代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认识，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当时所应用的“词”之中；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表示对象和概念的词典”反映出来。古代之《尔雅》、《说文解字》，今日之《汉语大辞典》等，均可以如此看法。换句话说，这是查词典的另一项好处了，当然也在获取知识，不过乃是有关语言的知识罢了。
上面这番话不宜机械地加以理解。譬如刘半农１９２０年顷创造“她”、“它”两个代词，我们不能说在此之前中国人就男女不分、人物不分了，但是这种意识通过文字确定下来，使得表述更其清晰明确，所具有的不止是语言学的意义。意识诉诸语言，语言也诉诸意识，看到“他”明确想到“男人”，看到“她”明确想到女人，看到“它”明确想到东西，较之只有一个“他”字，需要视上下文才能确定所指，就“对‘事物’的理解认识”而言，肯定有所不同。
不知道有没有专家写过“中文词汇演化史”或“中文词汇发展史”一类著述，抑或充分涵盖相关内容的汉语词典；如果有的话，我倒亟愿一读。现在则只能凭感觉说话了。关于词汇的演化，刘半农在《半农杂文·她字问题》中曾经有所论说，涉及新造、改义和改音三项内容。虽然诸种词类各有演化过程，但是其间未必同步进行，有的词类可能变动更大。譬如我读《庄子》，觉得其中的动词和形容词，反倒要比今日文人笔下丰富得多；古今这方面当然也有变化，到底不及名词区别显著，增添了那么多东西。
上述词汇演化涉及内容很多，这里只能略谈一二，都是我读词典觉得有趣之处。新名词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外来物的引入，但是外来物引入与外来语引入并非配套进行，好些倒是咱们另外取的名字。查阅《辞源》、《辞海》“胡”、“番”、“西”、“洋”各字，已可体会前人“对‘事物’的理解认识”之一斑了。即以《辞海》而言，就有“胡杨”、“胡桃”、“胡麻”、“胡椒”、“番茄”、“番鸭”、“番薯”、“番石榴”、“西瓜”、“西葫芦”、“西红柿”、“西番莲”、“洋麻”、“洋葱”、“洋槐”、“洋丁香”等词条，这些名目都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后来陆续创造出来。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中曾批评说：
中国以前定名多过于草率，往往用一“洋”字去笼罩一切，毫无创造的新味，日常或者可以勉强应用，在统一的文学的国语上便不适宜了。
这里他关注这些合成词的前缀部分，所以建议“洋油”改称“煤油”或“石油”，“洋火”改称“火柴”；而我更留心词根部分，因为在此类名词对译中，上述冠以“胡”、“番”、“西”、“洋”各词，词根往往利用中国既有之物，而事实上并非确属此物。譬如“胡桃”一词，前缀为“胡”，表明来源；词根为“桃”，表明特性，然而此“桃”并非我们读《诗经》时见着的“桃之夭夭”那个“桃”也。胡桃亦称核桃，属胡桃科；桃则属蔷薇科，根本不是一码事。把胡桃也称为“桃”，意味着“桃”字已不限于原有范畴。这在中文史或翻译史上，其实是个重要现象。
然而名词对译导致词义引申，并非只有语言学的意义，还涉及中外文化交流或文化冲突问题。从前读美国人周锡瑞（Ｊｏｓｅｐｈ Ｗ Ｅｓｈｅｒｉｃｋ）所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有番话值得注意：
……他们夸耀说，除了大刀和扎枪外，火枪也能被抵挡（据我猜测，这种所称的刀枪不入范围的扩大，事实上是由于中文表达火枪与扎枪同用一字，因而为其提供了便利借口）。
他实际上发现了义和团运动的关键问题之一。《说文》：“枪，（右止左巨）也，从木，仓声。一曰，枪， 也。”按“（右止左巨）”通“拒”，抵拒之意；“ ”则为木名。《广韵》：“枪， 也。”《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 ，马上所持，言其 ， 便杀也。”所谓“刀枪不入”，本是指针对大刀扎枪的一种硬气功，此时仍然使用着上述“枪”的本义；翻译过程中创造“火枪”这一名词，词根“枪”的外延被扩大了；结果“刀枪不入”的外延也就相应扩大，以至当时社会民众（不仅仅是义和团）信以为真，酿成了一场历史闹剧或悲剧。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个误会而已。上述不管是否属实，即以既有物作为词根的名词对译方法，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某种一以贯之的态度。我在《史实与神话》一书中说：“这一文化习惯于在认识不足乃至根本无所认识的情况下，将属于别一文化的产物强行纳入自己系统加以认同，以显示早已拥有，无足为奇。其实还是‘外延无限’和‘惟一’的观念在作怪。”不同语言之间名词对译，以及大家对有关译法的接受与理解，看似琐屑小事，却也是一次文化交流或文化冲突，而文化本质就体现于文化冲突之中。
前面讲到词汇演化，说有新造、改义和改音三项内容，其实还得补充两项，才算齐全。一是废弃，似乎无须多言；一是复活，不妨略说几句。手边有１９７３年（试用本）、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９６年（修订本）三种《现代汉语词典》，部分条目彼此出入，加以对比，颇有意思。如“女”字项下，“女眷”前一种作：
旧时指女性眷属。
后两种作：
指女性眷属。
“女郎”前两种作：
旧时称年轻的女子。
后一种作：
称年轻的女子。
似乎意味着这两个词一度分别废弃，后来又在不同时间重新启用。此种废弃和启用或许仅仅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之认可与否，然而征诸现实，好像的确曾经泯灭，现在又听见有人说了。还有“女公子”一词，前两种作：
旧时对别人的女儿的尊称，现在只用来称呼外国人士的女儿。
后一种作：
对别人的女儿的尊称。
那么倒是不曾彻底废弃，却又有所限制；如今这限制得以解除了。语言的演变并不完全自然而然，外界多有促动作用，未必都是权力因素，时尚亦颇具影响，所谓“时髦话”是也。
语言是文化的存在方式之一。由这一立场出发翻阅词典，或许别有趣味。词典作为收集整理语言的一种形式，本身具有研究性质。历代文字、训诂和音韵方面著述甚夥，特别是关于《说文解字》，已成专门一种学问。周作人羁留南京狱中时，“通计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只看了一部段注《说文解字》，一部王 友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知堂回想录·监狱生活》）可以想见自有意趣。今天的人一方面似乎对中文不很感兴趣了，另一方面又号称热爱中国文化，其间不无矛盾，好像叶公好龙的样子。热爱文化者尤其中意地域文化，乃至造些假民俗出来，殊不知中国的地域文化有相当一部分是保存在方言之中，其真实完好程度，恐怕又远胜于今日残存的民俗仪式与地面建筑等。把记录各种方言的词典看作一座座地域文化博物馆并不过分。——这里顺便说一句，前面讲到词典，很是强调应用；然而方言词典未免有所不同，作者写之，或许多为研究，读者读之，可能更求玩味。如果拿来应用，往往也只限于认字。因为掌握方言是要有点基础的，不光读音特别，遣词造句也不一样。单凭一本词典，不大可能说话或写作，非得另外打点底子不可。
讲到方言词典，首推西汉扬雄所著《方言》，以后记录蜀方言有《蜀语》（明·李实撰），吴方言有《吴下方言考》（清·胡文英撰），山阴会稽方言土语有《越谚》（清·范寅撰），等等。我因为生在北京，对有关北京话的辞书更其留意，二十几年前为写小说，还曾记录过胡同里老头儿老太太特殊话语，成一小册子。后来读书渐多，发觉此项工作早有人做过，而且相当完善，于是赶紧收手了。
清末有位夏仁虎，本是南京人士，光绪二十四年来北京作官，写有《旧京琐记》，其“语言”一卷，乃是一篇北京话考察记。此前虽然《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使用北京方言已很娴熟，但是单从语言着眼，而又较为系统，好像这还是首次。若以词典视之尚嫌简略，但是亦不无草创之功了。夏氏不仅记录用法（后来各种北京话词典均不出这一范围，然而要丰富全面多了），而且关注语言与心态及生活习性的关系，适为我所谓“方言中保存着地域文化”的上好例证，如：
京人谈话好为官称，有谦不中礼者。昔见一市井与人谈及其子，辄曰“我们少爷”。初以为怪，后熟闻之，无不皆然，以是谓之官称。又见旗下友与人谈，询及其兄，则曰“您的家兄”。初以为怪，后读《庸 笔记》，乃知其有本，不足怪矣。
时至今日，此种称呼或已不见，然而隐含其中的心态或习性，未必不曾借助别种形式表现出来。北京人说话很喜欢“套近乎”，乃是“客气”之一部分。读此书另一有意思处，即是可以对比今昔北京方言词汇的异同。看见此时仍然沿用的说法，每每特有亲切之感。这一点我们在读《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乃至老舍小说时也能感到，而上述各书所载与今日口头语都有部分不同，也就是说，过去有些用法已经“死”了。所以从前的北京话词典，多从老舍作品中摘取例句，现在有些则改用王朔的了，这是很恰当的。
这里讲到日常用语问题，一般词典在这方面内容较为贫弱，也是情有可原，因为词典编纂非一日之功，总与现实有些差距。《辞海》与《现代汉语词典》即便一再修订，也只能做到有限程度。中文词汇史好比一条源远流长的河，相对于两端之陈旧与新生者，词典收集的往往是中间那仍然生存且已稳定的部分。弥补这一缺憾（对于超越于常规需要的读者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缺憾）的办法，乃是另外编纂某些专门词典，譬如古汉语词典、流行语词典，等等。
词典中亦可显示出编纂词典者的思想观念、知识水准、价值取向乃至趣味爱好，这也是有意思的，——这里要谈查词典的好处，不妨列作一项，盖透过纸背窥人面目，诚为读书之一乐也。有的事情别人已经讲过不少次了，例如对比修订前后的《辞海》，可见社会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迹象；又如“王同亿现象”足以显示编纂者之胆大妄为，出版者之利欲熏心；又如“鉴赏词典”之类一度泛滥，大家简直不明白什么叫作词典，这些我就不再多说了。我最感兴趣的还在前述价值取向和趣味爱好方面，不过严肃正经的词典很少表现这个，皆是左道旁门者也。就像安布罗斯·比尔斯的《魔鬼辞典》，“人”的一条有云：
这种动物沉湎于他自己是什么的冥想之中，特别得意忘形，忽略了自己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他的主要职业是消灭他的同类和其他动物，无奈他（它）们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增加，大批地繁殖于整个可居住的地球和加拿大。
这好像是玩笑话，涵义却至为深刻。而且由于借用了词典形式，别有一种解构意义，恰与寻常词典之确定意义截然对立。此种形式可以追溯到保尔·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乃至塞缪尔·约翰逊的《词典》。约翰逊所写本是正规辞书，但他喜欢加点俏皮话，或发些牢骚，结果就有消解倾向，譬如：
编字典者：编写字典的人，一个无害的文丐。
霍尔巴赫的书则通篇充满辛辣讽刺，姑举一例：
板凳：是木制的坐物，神学家放置自己的神圣屁股的地方。当他们进行友好、文雅、有关宗教问题的谈话时，也常常用来彼此投掷。
凡此种种，同时也表露了作者的性情趣味；读者于体会思想之外，亦可以想见彼辈是何等人也。中国这类书籍尚未见着，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纵或已有效仿者，只怕学得了肆意，学不了深刻。除非是鲁迅，可惜鲁迅死了。——其实他未尝不曾一试，《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一文中有段话，即与《魔鬼辞典》颇为类似：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道德”条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胳膊”；“革命”条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飞机炸弹向匪贼头上掷之也。”
鲁迅揭示了语言与事实乃是世界的不同层面，这让我们想起他在《狂人日记》里描写过的“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可见一贯看法如此。上面我关于词典说了好些，却未免把二者混同了。还是鲁迅所见透彻，那么不如拿他的话来匡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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