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郑重向诸位推荐《赵俪生文集》，除了别的缘由，是因为我们从先生的文集中深深感到，他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的个性因时代而成，却不被时代所钝化，而是不断冲破种种束缚，抵抗种种扭曲，虽至老耄耋之年，永怀赤子这心。我们的民族，从来就需要，今天尤其需要千千万万这样有个性的人。
我们忘记了毛泽东说过的许许多多话，然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不应忘记：“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摘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61页）
让我们为自己及他人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努力和工作。
——编者按
近250万字的六卷本《赵俪生文集》不久前出版，卷一收入了先生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论著，卷二是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的成果，卷三为顾炎武研究的论著，卷四为先生研究思想文化史、西北地方史的著述，卷五为先生的学术自传和回忆录等，卷六为先生创作的小说、通讯和翻译作品。它不仅汇聚了赵先生六十多年来的学术成就和文学作品，而且展示了赵先生跌宕传奇的一生和他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经验。这些，对于众多青年学子和理论工作者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自孔子以来中国读书人的优良传统，也是他们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动力。在灾难深重、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正是这种深厚的传统力量，使大批读书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解放和思想启蒙运动，并将之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赵俪生先生可以说是其中颇为突出的一员。
他早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从事新文化活动，稍后参与“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在斗争的实践中，他真心实意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他又满腔热情地为新史学的建设忘我工作。即便是后来曾经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对真理的赤子之心却始终如一。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嫉恶如仇，坦诚直率的真学者，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同时也如其夫人所言，他又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对自由、人文和理想自始至终不渝地追求，形成了他思想的脊柱和内在的人格（《赵俪生文集》，卷五，第314～31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文集》?。“由来高格调，发自好心肝”。赵先生在历经坎坷之后，之所以能卓尔成家，在治学过程中做出许多重要贡献，最根本的就在于他拥有可贵的书生意气和赤子深情，在于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理的上下求索，在于他那”平实而有光辉”的精神世界。所以，他才能“治学不为媚时语”，更不会用学术去投机。这在昔日政治决定学术的年代实属不易，有时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而在许多人“著书只为稻粱谋”的今天，这也同样弥足珍贵。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建立，最终取决于无数埋头苦干、上下求索的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们的努力，取决于在各个方面去不断创新、发现真理。而他们的人格与成就，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脊梁”与财富。
赵先生从中学时代就投身于现代新文学运动。进入清华，他所学的又是外语。后来，他感到“历史学更深刻”，于是就从文学转到了史学。可以说，作为历史学家，赵先生是“自学成才”。实现这样一个大跨度的转变，不仅得益于先生的天赋，得益于他幼时家庭的熏陶，得益于清华园中学术氛围的影响和诸多名师的濡染，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同时，也离不开赵先生独创的“追补”之法。
先生晚年总结道：“‘追补’这件事，我一辈子经常思考。这个方法，我一辈子经常使用。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功底薄。”“‘人定胜天’，由根底浅薄到根底雄厚，是一个人为争取的过程，这就是我一生不断执行‘追补’的思想根源。”(《文集》，卷五第99～101页)
“追补”之法始于先生十五六岁时，为了改变初中数学不及格的窘境，他一次买回10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每天晚自习至少要作90道数学题，比别的同学多出二三倍，算不完不睡觉。遇到难题，就去请教班上的数学尖子，再不然去找老师，天天如此。不到一年，其数学分数上升到90以上，有时考100。这样一来，不仅在短期内彻底扭转了数学上的被动局面，而且考验了他的毅力，树立起自信心和自学的能力。此后，他便不断推广使用。正是通过“追补”这一行之有效的突击、自学之法，使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很快在史学研究这一新领域登堂入室。例如，他二十四岁到三十一岁的七年间，在担负中学外语老师的繁重课业之余，他总是于夜深人静时，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潜心钻研明末清初思想家顾亭林和清初关中学者李二曲、王山史等人的著述，梳理十七世纪中期北方反清的遗民运动的头绪，终于在几年的“追补”后，于三十一岁时以一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而叩开了史学的门闱，并得到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赞誉。此后，他到河南大学任教，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嵇文甫先生的影响；再后来，他在华北大学，又接受范文澜、艾思奇、何干之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花功夫“追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对他一生的治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1948年，他调往济南市委工作，又虚心向著名文献学家、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学习，建立了“非正式的师生关系”，“追补”了近代学术史、古文字学、两周金文辞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赵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一方面善于“转益多师是吾师”，虚心向前辈或同辈学者请教，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勤奋“追补”，使自己从无到有、由浅入深，打造了深厚的史学基础。最令人感动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以“右派”之身被送往学校设在河西走廊的山丹县农场“劳动改造”。在经常挨批斗、遭打骂，甚至动辄被罚两三天不准吃饭，．同时又要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险恶情况下，他仍坚持在工暇休息时读史书，作笔记。农场同事称其为“太史公，牛马走”。直到六七十岁高龄，为了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他又贾余勇，发奋“追补”“十三经”等先秦典籍。
由此可以看到，“追补”不仅是赵先生毕生常用之法，而且是在“学然后知不足”的情况下，发愤攻关、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道”；是他能自学成才，几十年间在史学研究领域攻城略地、与时俱进的根本保证；也是他活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厌、智者长寿、思想常新的人生写照。
赵先生平生治学，既重视史料、更重视理论。他常说不喜斤斤于考据琐节问题的“饾饤之学”，而重视思考和研究历史上的“大关节目问题”，倾向于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去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复杂关系。他认为，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最终应该上升到历史哲学的理论认知层面。因此，他在毕生的学术事业中，能从大处着眼，敢于并善于抓住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的关键性问题，独辟蹊径，发人所未发，从相对深刻的理论层面提出自己的真知卓见。同时，他不仅对农民战争、土地制度等专史有独到的研究，而且注意上下连贯、左右横通，力求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认为，赵先生是继国学大师钱穆之后，晚近在大学里教“中国通史”课程最成功者之一?《中国历史通论》，第39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赵先生在史学研究中重视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这是他成为卓然名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加可贵的是，他无论在任何政治气候中，都能始终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理论，既善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汲取科学的方法，同时又拒绝以顶礼膜拜、迷信盲从的教条主义态度，去穿凿附会、套用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来任意解释中国历史。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他手中是完整、系统、开放、灵动的，他能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深得其中科学、辩证的精髓，绝不拘泥于某些成说而将其教条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就掷地有声地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只学套语和不学套语，是一样的坏?我坚决反对掇拾唯物论的套语，而主张学习唯物论的实质”。为此，“就一定要重视史料中包含的客观性质，重视历史现象的具体性，即其多样性与复
杂性，用规律性的红线，把显示历史多样性、复杂性的资料，一一贯串起来，得出来的，才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公式化的历史，而是具体的、生动的和丰富的历史”?《文集》卷一，第20～24页?。这种科学态度恰恰是赵先生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能高屋建瓴、进行理论思维的前提条件。在近些年来，学术界出现了“理论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趋势?李泽厚先生语?；但是赵先生毕生的实践和追求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科学理论的指导。完全排斥理论与迷信盲从理论同样是有害的。我们需要以务实、开放、创新的科学态度来正确对待理论，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合理地吸收其长而避其短。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登上理论思维的高峰。
大学时代，赵先生所学专业为外语，并热衷于进行文学翻译和创作。后来才改行转投史学。这种非历史科班出身的独特经历，却在无意间造就了他相对特殊然而合理的知识结构——融文史哲于一炉，彼此兼容互补，相得益彰。所以，在老一辈史学家中，赵先生不仅以理论功底深厚、外语基础好见长，而且尤以口才、文采著称。读先生的论著，或听先生讲课，绝无枯燥、滞涩之感。相反，在为其理论分析之透彻、逻辑思维之缜密而叹服的同时，其语言之形象生动、其叙事之深入浅出，都无不体现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令人乐此不疲。赵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在借助理论思辨的统摄、文学的表达方式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统一，实现了思想、史料与形式的完美结合，真正体现了“大师的风范”与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证了以往大学教育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学科界
限所造成的“弊端”。今天，我们要培养新世纪所需要的“大师级”学者，各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兼容并蓄，实在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读《赵俪生文集》这样的书，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一位睿智长者及其治学、为人，而且可以由此而认识那个时代、那段社会的学术史，其收益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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