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先生与苏俄十月革命同龄。山东安丘农村艰辛的少年生活，时代大潮的激荡和殖民地城市青岛豪宅旁的饿殍，使他恨透了社会的不公，造就了他积极进取，与不合理社会制度搏斗的人生追求。他自述道：“余系旧家族之飘零子弟。破落中养出来抗争与毅力。冲破数理、外语、创作、翻译等大关，最终落户在历史学的阵地里。于哲学亦常染指。余自幼就不满贫富、贵贱差别很大的社会，故及早追随革命道路。但碍于局限，一直不是核心人物，成为一个终生的革命同路人。于此无怨无悔。”
早在中学时代，赵俪生先生就在地下党的支持下组织社团，创办进步文艺副刊。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读书，他与校内地下党领导人张申府、姚依林、蒋南翔、杨述、赵德尊、郑天翔等人过从颇多，与闻一多、朱自清先生也有来往。他思想激进，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任校文学会主席和《清华周刊》编辑，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是打冲锋的角色。其间，他用冯夷的笔名，翻译发表了《孤独》等俄苏文学作品，创作了《风沙》、《紫荆花开的时候》等革命文艺作品。“七·七”事变后，他毅然离开学校，到由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山西牺盟会，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并与一道抗日的战友高昭一结为伉俪。1938年3月，他被组织护送到延安，当时“肃反”即将开始，他自问，“像我这样具有自由气质的人，在延安呆下去，会有什么好下场？”于是经由西安，重返前线，在薄一波等人领导的山西新军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转战晋东南各地，与日本侵略者做殊死的斗争。同时撰写通讯《王老婆山上》、《任海龙》等，通过沈雁冰、郑振铎、胡风发表，向大后方报道抗日前线消息。
1939年夏，赵俪生先生因病离开部队，先后在陕西乾州中学、西安高中、扶轮中学、雍兴工业职业学校任教，同时接受中共陕西城工部委托，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其间，他完成了小说《中条山的梦》，缅怀晋南的游击生活；翻译了描写维也纳工人暴动的德国剧本《福劳利德镇》。同时，他对史学产生了深厚兴趣，立志要为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青史留名。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高涨，闻一多先生遇害。赵俪生不顾白色恐怖的威胁，撰写《混着血丝的回忆》，描摹闻先生在清华讲堂的丰采，回忆与闻先生的交往，称赞闻先生是“人民功臣”，表示要“坚定意志去为闻先生未竟的遗志而努力”。1947年经傅斯年推荐，赵俪生先生受聘为河南大学副教授，在学术上受到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嵇文甫先生的影响。次年，开封解放，嵇文甫、赵俪生、罗绳武等进步教授被送到解放区，在襄城受到刘伯承、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接见，陈毅称这是两条战线、两支同盟军的合流。随后，赵俪生被分配到华北大学第四部任研究员，向艾思奇、何干之等同志求教，相互切磋学问，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迅速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俪生先生任济南市人民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处长，曾与叶丁易合编《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后因对院长郭沫若的霸道作风不满，被打小报告，赵俪生不得不辞职，经艾思奇介绍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50年冬，受老革命家华岗校长的邀请，赵俪生先生到山东大学任教授，参与创办了《文史哲》杂志，是学界传颂的山大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1958年他主动要求调来兰州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直到1991年离休，将自己学术生命中最具活力的四十多年，奉献给了兰州大学和大西北的文化教育事业。
如果说，赵俪生先生在1940年以前是以自己的生命、热血及文学作品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那么在此后的六十余年，赵先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治学来批判旧制度、探求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法，以学术研究实践自己的人生追求。
早年，他从研究清初顾炎武与山陕学者秘密抗清活动事变起家，撰成《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的论文，受到胡适赏识，发表于1947年《大公报·文史副刊》。在河南大学和华北大学时，他潜心于明清思想史和北朝史研究，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论文。1949年10月，赵俪生先生在《建设》杂志上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确立了赵先生作为新中国历史学开创者之一的突出地位。1951年海燕书店出版赵俪生《文史学的新探索》一书，收入他应用唯物史观于中国史学研究的多篇论文，颇具原创。1953年他的《逻辑学教程》在上海出版，并很快被翻译成朝鲜文在平壤发行，成为极受青年学者欢迎的理论基础读物。
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他敏锐地觉察到农民问题在中国的根本意义，从1953年初开始，他与夫人高昭一联袂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他们边搜集资料，边研究，边授课，边撰写论文。次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赵俪生夫妇撰写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这本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的个人研究专著，建构了该学科的基本框架和体系，赵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奠基者。在以后的系列研究中，赵先生着力于农民起义与农民身份、国家机器、民族斗争和宗教结社关系的探讨，终于形成了四个相互关联富有新意的深层理论网络。他当时的学生孙祚民和孙达人，后来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的冒尖人物。
在大鸣大放中，赵俪生发表《放的关键在领导》的文章，对肃反扩大化和重用“运动积极分子”的政策提出了批评。两年后，赵先生被山东大学补划为右派，从此丧失了在讲台和报刊上发表学术观点的权利。1961年初，上任不久的兰大校长江隆基将濒临死亡的赵俪生从山丹农场救回学校，在身体恢复以后，就破例让他担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1963年学校为赵先生摘掉右派帽子，他重新开始了学术研究。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时传来的“最高指示”使赵先生醒悟到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政治和理论禁锢，于是他转而从事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试图通过研究阶级关系和人们财产的所有制问题，揭示农民战争的根源及其种种表现形式的差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八十年代初出版了《中国土地制度史》的专著，指出社会的复线发展和个别变异特点，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出了新的解释，在学术思想上独树一帜。
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以寻觅国民屡遭折腾的原因，探求历史发展的正途。赵俪生先生认为，这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主流，遂以全力投入思想文化史研究。他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重点放到了先秦和明清两个段落，以《易》作为中华综合文化的起点，对先秦诸子分别进行“切片”研究，再加以串联，以探求中华文化的底蕴。他认为思想高度浓缩，文化观点综合，具有兼收并容性质的儒家学派的前途是无限的。他发表文章，肯定历史唯心主义在与唯物主义的交错中促进了唯物主义的发展。这一论点，对思想史领域的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十六岁高龄的赵俪生教授至今坚守信念，关注现实，思维敏捷，笔耕不辍。近年发表的《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论理想主义》等文章，针砭时弊，反击甚嚣尘上的保守思潮对革命的贬斥，张扬理想主义者的时代责任，深受学界关注。当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他却告诫道：“照我看，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大局不会给我们带来好果子吃。”“9·11”事件后，他又向自己提出了研究的新课题：“宗教中的虔诚和愚昧之间的关系”。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动荡剧烈，学界良莠争讼。在湍急的时代潮流中，赵俪生教授无论风吹浪打，始终未改初衷，奋力搏击向前。他传奇的生活经历，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新出版的《赵俪生文集》，是中国学术史一段精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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