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出现得较为频繁的一个词是“学界左派”(The Academic Left)。在格罗斯与莱维特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中，两位作者认为“学界左派”包括“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福柯、利奥塔的科学知识权力学说、德里达的科学文本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的科学观、激进生态主义。印度生物学家兰达后来把它扩展到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上。与“学界左派”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词是“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于是出现了“PC科学”的说法。依据“PC科学”标准，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按照利奥塔的观点，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现代世界，支撑人类文明的真理、理性、客观性、进步这些“元叙事”的破灭，就意味着科学应该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形式，科学与人类理性具有不同单位。“强纲领”ssk的“对称性原则”认为真理、理性、成功与进步的评价标准是以文化传统为前提的，并且其进一步的变化将随着特殊文化系统中的性别、阶级、种族和社会等级制度而发生改变。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的比较，并不存在着真与假，或优与劣的问题。所有文化在达到和把握它们实际上所持有的信念时，都具有相同的合理性。根据某些元标准来区分“信念”和“科学知识”，这是无意义的。这意味人类思考自然的能力，只能被限定在其传统文化的框架中，采用超出其传统的“异端”文化的做法，就是对传统的背叛。
然而，当今世界的实际状况是：不同世界的人都用近代科学的认知框架去认识与改造自然?都在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有理性都是逻辑式的。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西方社会借助于其军事与经济上的优势而造成的理智上的霸权。正如哈丁所说的那样：“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把世界变为欧洲科学的一个实验室，而欧洲科学使这种扩张成为可能……研究欧洲科学与欧洲殖民地扩张的关系的历史，就是探索科学是怎样扩张自己的利益和力量模式。”(Sandra Harding “Science is Good is‘good to think with’” in Science Wars Andrew Ross? Editor?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23.)印度学者兰丁在其主编的后殖民科学的代表作《科学、霸权与暴力》一书中声称，近代科学并没有什么客观性，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神话，占星术是弱者的神话，它是西方的牺牲品，因此弱者有权利来挑战科学的“神话”。
结果是科学、理性与真理处于后现代主义的一片声讨之中。阿诺罗维兹认为主流的西方物理学，自从伽利略以来，一直是用数学的语言来构造的。然而，谁的数学？这一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数学与逻辑都不能够逃脱社会的污染”。女性主义思想家反复强调，在当前的文化中，这种污染最明显地来源于帝国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与技术在整体上被看成是为白人，特别是男性白人所设的一个保护区。
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把理性描绘为一种圆形监狱式的规训，它创造了人思想的机械化过程，创造了一种客观化了的，自然的，纯粹生物意义上的身体。在这一规训过程中，劳动力变成了按固定的逻辑程序运转的机器，社会变成了机器制造厂，这是人的异化。这种认知模式导致了s·维斯娃拉萨所称之为的“生活的博物院化”(Museumization of Life)，在其中，认知者与被认知的世界之间的对话被排除掉，被祛魅化了的与无生活内容的认知工具——理性，赋予自己一种优越的地位。这种优越地位被庞蒂(Merleau－Ponty)称为“监视性思维”(overflying thought)。
总之“真理之争”不再被理解为发现与接受真理认识论问题，而是联系着特殊权力与利益的政治斗争。这就是福柯著名的“知识＝权力”的公式。巴恩斯也认为从社会学的反思来看，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区别已经没有什么价值。
于是罗蒂要用亲和力(Solidarity)来代替客观性，情感来代替理性，他告诫人们，客观的和超文化的合理知识是不可能的，在道德上它们无关于人类的自由、进步和人权。附合这些观点的是斯坦夫·玛格琳等人类学家，她声称现代生物学的事实在文化上不适宜于用来改变在某些非洲文化中如女性割礼等等这样一些公认的信念，因为信念创造了其自身的真理，任何用外来真理来反对文化信念的做法都是对信仰者的文化自主权的一种攻击。
正是在这些思想的鼓动下，西方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科学运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其《科学与意识形态》(已收入《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一书中)一文中描述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弥漫在哈佛校园中的狂热的“政治上正确”运动中，他所受到的激烈的人身攻击，原因在于他的一个技术上的错误(用社会生物学去解释人类行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西方的一些农业科学家在联合国的某些项目的资助下，到非洲一些国家从事农业技术的指导活动。然而，在后殖民主义者眼中，这些活动使人们回忆起福音教堂给那些野蛮大众传播福音的类似情景，E·P 詹姆斯称之为“反革命的心灵净化过程”。兰达在其即将由美国罗格斯(Rutgers)大学出版的《后现代的科学批判与印度反动的现代主义的诞生》一书中曾经描述，1998年印度的原子弹爆炸后，印度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官方的正式场合，原子弹被包装为印度教的偶像，变成了原子神。原子弹的印度教化是反动的现代主义(Reactionary Modernism)的一个象征，在其中，社会采用科学与技术，但要求放弃科学的理性批判和怀疑精神。这种现象与纳粹的第三帝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学家赫夫在其著名的《反动的现代主义：魏玛与第三帝国的技术、文化与政治》中描述过这种现象。赫夫研究认为纳粹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与反动的现代主义的议程策略。其目的把现代科学技术纳入具有浪漫与反理性色彩的德国民族主义的文化系统中，以创造一种雅利安文化，同时不允许科学技术挑战雅利安文化的反理性方面的内容。兰达在其另外一篇《印度的科学大战》(已收入《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中)中描述过后现代主义对印度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另外，在激进的宗教意识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元勘在巴基斯坦的科学实践与教育活动中已经产生出严重的有害结果，如不断反对并威胁在大学中教授生物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反对国家对“科学魔术”资助。
总之，在过去数十年中，伴随某些第一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后现代转折的思考，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已经被鄙视或抛弃，文艺复兴精神——在科学的理性基础上，批判性评价各种文化传统——在后现代运动中已近消失殆尽。结果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和现代性的诋毁，伴随着对“利益知识”与“地域知识”的毫无批判性的鼓吹，已经创造出一个各种各样的非理性主义与反科学泛滥的温床。否认迷信、神话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界线，必然会导致迷信、神话、意识形态披上科学真理的合法外衣。
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是“科学大战”爆发的一个原因。
应该说，这种知识权力学说在我国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加批判的大量引进，盲目的鼓吹、附合与崇拜，而对其所造成的危害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曾经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过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当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确无处不在，科学作为一种要求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必须服从的绝对真理的化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宰着当今的世界。这一点，后现代科学元勘是正确的。然而，这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包括：对公认权威的怀疑；对不断改进自己认识的承诺；接受新证据，接纳对证据的不同文化传统的解释；坚持逻辑相容性等。当今中国的现实是科学主义盛行，而真正的科学精神却从未生根，这也是科学“标签”、“反科学”帽子横飞，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贡献甚少的根源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