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战”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有深刻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从内部来说，科学本身是有缺陷的，首先，它无法解释自然界中时间的不可逆性和事物的复杂性，随着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科学也是人类的一种建构，它是可错的，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其次，科学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对人类的信仰、情感、自由和生活的意义等等方面无话可说。从外部原因来说，“科学大战”反映出人文科学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为争夺学术空间所进行的权利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西方的人文学者为争夺失去了的学术空间的斗争，另一方面反映在第三世界学者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寻求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斗争。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后现代思潮对科学的这种特殊的反映，根源于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批判传统。西方人对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权威的盛行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文艺复兴时，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是一种反对宗教权威的力量，是向一切教条挑战的力量，因此是深受社会欢迎的边缘力量。然而，自从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和科学所驱动的技术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权利、生活与信仰之中，并拥有绝对优先权。从文艺复兴以来，形成了一个奠基于理性科学的不可抗拒的世界观。这种专横的态度引起西方社会中其他文化的反感。霍尔顿指出：“十七世纪的科学家要求人们重视他们，主要根据不是他们能更好地计算行星轨道和炮弹的轨迹。而是他们在取代整个前科学信仰体系方面的作用。自从那时以来，三个多世纪中，他们已指出了他们的宏伟纲领，要形成一个奠基于理性科学的不可抗拒的、笼罩一切的世界观。这种专横的计划当然引起了西方社会以前的主要文化主宰者的反感，他们一直抗拒要他们靠边站。”(《科学与反科学》?第192页)。二十世纪初，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预言到：科学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前进，由研究自然并发明新的理论的浪漫阶段，过渡到科学知识逐渐僵化的巩固阶段。当科学家变得更加傲慢并对其他信仰体系，特别是宗教体系更不兼容时，社会就会放弃科学，转而信奉宗教原教旨主义或其他一些非理性的信仰体系。斯宾格勒并预言到科学的没落以及非理性思潮的复活将开始于二十世纪末。当前的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对他们所设想的主张科学的“社会神话”地位。费耶阿本德从其成名作《反对方法》到《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和《告别理性》，再到其自传《虚度此生》（Killing Time)和遗作《丰富的后果：抽象的神话与存在的丰富性》?一生就为破除科学理性的“神话”，取消科学的权威地位进行着不懈的斗争；玛丽·赫西指出科学所要求的地位不过是一种社会神话；法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拉脱尔认为，必须“消除科学与小说之间的区别”。最为激进的是以女性主义者桑德拉·拉哈丁为代表一派，他们主张，今天的科学致命的缺陷是“男性中心主义”，以及对科学进步的信念，它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致于需要一场比现代西方文化奠基人能够想象到的更为激烈的思想、道德、社会和政治革命。
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复兴和冷战的结束，同样也由于福利政策的实施和社会权力的分散化，社会冲突似乎正在衰退，相对于阶级斗争或相互竞争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冷战来说，地域政治已经占据了首要地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和其他边缘地带的人群的自我解放运动的兴起，对打着“现代性”旗号而出现的西方霸权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成为边缘社会人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做文化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后殖民主义认为近代科学仅仅是众多的民族科学中的一种，今天的近代科学的“普遍性”的位置只不过是殖民主义暴力扩张与贪婪的结果，而不是其所声称的优越的合理性。通过其科学的标准来视其他文化知识为一种对自然的歪曲的表述，客观性的科学被视为殖民统治的合法化手段。因此按照查卡拉巴梯的观点，“真理不过是一种建立在权力上的辩证法”。后殖民主义否认近代科学的价值中立的理想，他们认为毫无偏见的、价值自由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由的价值本身就是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利益，西方的一种文化构造与扩张。后殖民主义的事业不仅要降低西方近代科学的地位，而且还要使第三世界从西方的现代性中解放出来，以便它们能寻求自己的宇宙观与民族科学。殖民地人民希望通过放弃殖民者所带来的知识而达到解除他们“心灵的殖民化”。他们以其文明的“认识论权利”要求?来允许他们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民族科学。由此他们就能发现更多的，与西方科学毫无联系的自然规律。这些非西方的宇宙观对人类的生存更为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产生出更为人道的和更为生态的知识。
后殖民主义为自己的传统文化生存权利所进行的论战是正当的，它对丰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功不可没。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进行着不断的、密切的相互交流，当甚至最边缘的文化也成为一种更广泛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一员时，所有文化也就都被授予了运用其他文化的价值和传统来批判性考察自己文化实践中的权利。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各地域文化的独立存在为前提条件的。不同文化之间可能不会存在任何相同的理性讨论的出发点，然而，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问题，比如在自然界中人类的生存问题。正是在这些共同面临的问题，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冲突，取长补短，共同前进。就拿西方的近代科学来说，它是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与交融的产物，李约瑟曾经考证过，它是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与其他中东文明冲突与交融的产物。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杜吐斯?HerodoTus?在其著名的教科书《历史》中详细描述了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在希腊科学(数学与天文学)的诞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理想也都可以追溯到这些早期希腊文明之中。
但问题出在后殖民主义是以“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对称性原则”作为其理论依据。这种理论将会使发展中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首先，科学的功效是明显的，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把“科学”视为西方的，实际上会使发达的西方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合理化。其次，后殖民主义经常成为地区独裁暴政的辩护工具，借口保护文化上的纯粹性而阻碍社会的发展。最后，后殖民主义忽略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互融合带来的共同利益，很容易成为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理论基础。
争夺学术空间本身无可厚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人类知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人文精神的世界是一个冷冰冰的非人的世界。但问题在于使用什么的手段争夺学术空间，健康、适度的手段才能使我们澄清问题、扩展人类的视域。如果仅靠具有煽动性的种族、性别与道德家式的意识形态的标签来极端地、毫无根据地攻击科学，只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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