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影响唐代文学繁荣和发展的多重原因，除了政治昌明，社会稳定之外，从文化教育制度和用官制度等多方位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学术重新步入正轨后，唐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相关的课题，研究者为数不多，但是其学术成果却是学界普遍认可的。八十年代初期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虽然篇幅不算长(仅有六万多字)，却提出了和传统观点相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该书2页)。即行卷促使了士人竭其所能，写出了最能表现士人真正才华的诗文篇章。接着是八十年代中期傅璇琮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目的在于“以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进一步考察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进行，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其研究的思路也先后得到了罗宗强等学界同仁的认同和充分肯定。其他相关成果有《唐代进士与文学》等。在此之前，较为集中反映这一内容的要数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所有这些都是从科举制度方面来研究唐代文学问题。而从选官制度，并有机地结合科举应试等来研究唐代文学，可谓是一种新的尝试，并且也能扩大研究视野，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审视唐代繁荣的内缘外因，王勋成先生的新著《唐代铨选与文学》一书，可以说是这种不懈努力的杰出成果。
在唐代，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是每一位希望有所作为的士人步入仕途的必由之路。大诗人杜甫、白居易等有过科举应试的经历。可以肯定地讲，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是要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愿望。唐人也说：“选士命官，有国之大典”(《登科记考叙》3页)。因此，要迈向仕途就必须参加铨选，除非自己是五品以上的官吏子弟。参加铨选会对唐代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王勋成先生的《唐代铨选与文学》正是本着这一命题展开研究的，对以前著作没讲清楚或未讲详细的地方给予了全面的补充。不仅如此，作者还第一次把铨选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及相互作用进行了剖析，使唐代士人制度文学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可以说是折射唐代文学及五代文学发展轨迹的一面镜子。王勋成先生是做了大量的学术积累，才承担这个国家社会科学资助课题的。此前，他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1997年就撰写了《唐代举子及第登科等第考》等。
《唐代铨选与文学》共分九章：第一章关试与春关；第二章及第举子守选；第三章考课；第四章六品以下官员守选；第五章铨选；第六章册授及其他；第七章制举；第八章科目选；第九章选举制及铨选与文学的关系。从这个目录中看，直接论述铨选与文学关系的内容似乎不很多，其实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在行文当中予以缕析，细品全书方可感受到这一点。
王勋成先生在本书中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澄清。其方法大致为：
一、提出新说。如提出：“只有唐朝，举与选分得很清，举士与选官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各有自己一套运行机制，自己的一套完整程序。”(绪论1页)把历来对此含混不清的解释，予以重新界定。王先生认为，唐代诗创作的大量作品是在及第后的守选期：“及第举子和六品以下前资官，在守选期间或隐居山林，或漫游边塞，或投奔幕府，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山水田园诗、边塞诗、从军诗等。有些人还在守选期间与歌妓闺秀相恋，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传奇小说，为唐代文学增添了色彩。尤其唐代送别作品之多，蔚为大观，其内容之丰富，手法之多样，为历代所少见，这都与唐代守选制、铨选制的特殊性有关，他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绪论4页)。这些观点的确是唐代文学研究者很少涉猎的课题，读来颇觉新鲜。
二、纠正前说。例如关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固定化的时间，“《登科记考》以为是在‘天宝之季’”，他则认为此说“为时过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是在武后至中宗时代”(绪论3页)。又如皮日休的诗句“三十麻衣弄渚禽，岂知名字彻鸡林。”《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一有所解释，但他认为其解释有两点是错误的：“一是将麻衣释作‘未释褐挂朝籍’；二是定咸通十一年皮日休为三十岁，并以此推其生年为开成五年。”并予以更正(14页)。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与此同时，王先生对一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观点也进行了分析澄清。他在研究铨选问题时，对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察，发现了许多现象，如他认为：“目前学界对唐人入仕做官普遍存在着一种混乱不清的看法，或认为及第之年，就是释褐授官之年；或认为进士及第不能授官，还得经过吏部的关试或所谓的取士科考试才能授官；甚至认为关试就是身言书判之铨试，就是‘拔萃’、‘宏词’之考试，等等”(绪论4页)。而在这个选官环节上，依他看来“从没有人提出守选一说”，“在唐代，进士及第不守选即授官，可以说是没有的”(绪论4页)。这一点既可以看作是对前人是非的澄辨，又可看作是一种创立的新说。
王先生认为唐吏部举行的科目选，其主要有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本与礼部所举行的科举考试无涉，而学术界却混为一谈。他提出了批评的观点：“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科目选中最主要也最负盛名的两个科目，然学术界因对《通典》所说‘格限未至’、《新唐书》所说‘选未满’至于不甚明了，于是也就不知道此二科的性质、归属，甚至有人将其纳入科举制度、制举科目的范畴中来论述，就更不对了。”(绪论4页)
此外，本书还补充了一些不完全的说法。过去人们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时，往往对科举制度和步入仕途的中间环节讲得不明确，王先生对此做了一定的补充。如关于“释褐”一词，《辞源》解释为“脱去布衣，换着官服。即作官之意”，这一点虽然不算错，但是不完整，容易引起误解，王先生认为：“在唐代，关试后脱去的只是麻衣，并未换着官服”(9页)。并进一步考证了“释褐”，“在唐代，关试后脱去的只是麻衣，并未脱去布衣而换上官服，也就是说并未释褐”(14页)。同时还以欧阳詹的《及第后酬故园亲故》诗句“犹着褐衣何足羡，如君即是载明时”(14页)，为证，使这一问题更明确，有利于通过释褐这一铨选中的环节正确地理解和判断唐诗中诗人及第后的行踪和身份。正如作者所言：“在学术界混乱不清的关键问题，本书试图通过大量引证材料，来作实事求是的论述，以还其历史面目。同时，这对于历来出版的唐人年谱、评传、诗文集注等，将起到补苴罅漏、抛砖引玉的修订作用”(绪论5页)。
王先生多以第一手资料为据，又不乏以诗证史的方法，使许多唐诗中的史实，在此得到更确切的解释。他提出某一观点后，往往以唐人诗为证，如提出，“一般说来，正月吏部举行贡举试，二月吏部举行关试比较普遍”时，便引晚唐诗人曹邺《关试前送进士姚潜下第归南阳》一诗：“马嘶残日没残霞，二月东风便到家。莫羡长安占春者，明年始见故园花”(3页)。后又引姚合诗《酬卢汀谏议》的末句：“遥贺来年二三月，彩衣先辈过春关。”由此推断出春关，“即关试多在二月，有时也在三月举行”(4页)。又如“麻衣”一词，不少出现于唐代诗文中，但着“麻衣”可以反映出唐代诗人的一些身份和行旅时间等情况，如杜荀鹤《书事投所知》“古陌寒风来去吹，马蹄尘旋上麻衣”写自己落第后归家而不忍脱去麻衣(10页)。又晚唐诗人刘得仁终生未及第，感慨万端的一首诗《省试日上崔侍郎四首》之一云：“如病如痴二十秋，求名难得又难休。回看骨肉须堪耻，一着麻衣便白头”(12页)。
以诗文综合证史的例子也不少。如对于关试时间，他以李商隐《上令狐相公状》五、六篇文为证，同时以诗辅之，诗文结合考证，结论令人信服可靠。(2～3页)从考证引诗的广泛性上看，往往不拘一人一事，或一人一诗来说明问题，而是博引多家，不厌其详，并是确实考证者，这也是合理的。如同样是关试时间，他认为一般是二月份，为此举曹邺的诗、《唐才子传校笺》、《旧唐书》进行了一番考证；接着又以姚合与顾非熊诗、《登科记考》作充分考证，还解释了例外的情况(4页)。这对我们治学可说是方法上的一个启发。
读王勋成先生新著，深知其价值在于为唐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既感到空气清新，又顿觉视野开阔。因为从铨选这个角度来论及其对唐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星星点点地提到者有之，全面系统的论述者无，这部书的出版给学界探索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提供了新视角。
(《唐代铨选与文学》，王勋成著，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年4月版，1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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