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坛上比较有意味的现象是：当下风姿绰约的女性写作往往是同“边缘”状态、“私人生活”、与历史的疏离和对记忆的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女作家偏爱的成长小说来看，六十年代人的私人化写作与七十年代人的另类书写对公共秩序的或决绝逃离或放纵反叛自不必说，那些相对来说力求让文本更具历史感和文化厚重意识的作家则喜欢将她们的女性人物构筑进“过去时态”的历史空间里。比如旧上海流逝指向中的女性怀旧情怀（《长恨歌》）、重庆饥饿时期的自我发现纪实（《饥饿的女儿》），或者干脆以年谱的形式进行“记忆爬梳”（《乌泥湖年谱》）。当然这种同中国某段历史时期相连的写作也决不是为重书那种“男性大历史”，而是去疏离、解构、乃至颠覆之。让曾被压抑的女性琐细日常生活和私人化的边缘状态堂而皇之浮出历史地表并成就一个体系。女性文学就是在此意义上显出了它不可或缺的独有魅力。当然，这是当时真正的女性生活还是事过境迁后的一种文化想象也是一个问题。比如《长恨歌》里阶级斗争激烈残酷的年代程先生都会跳楼自杀，王琦瑶躲在上海里弄搓麻做甜点照常打牌是否真的是一种可能？王琦瑶／上海后来的抑郁不得志与其前期的千娇百媚十里洋场是不是就没有一点关系？“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所指？在目前被普遍叫好的女性写作中，时代“现场感”的缺乏和对公共话语回避与排斥的限度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批评界的足够重视。
当然，试图在女性成长的个人体验和时代公共秩序间架起一道桥梁的也有，比如池莉和她近期的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主人公曾芒芒在二三十岁的年纪里也有少女少妇的美丽梦幻和鸡零狗碎的日常现实，也有身体的自我发现和心理的变化发展，但她的成长过程却无法摆脱１９８０～１９９８年中国城市剧烈变化的地理空间与公共关系交错纷繁的人文空间。她的婚恋悲剧自然同她与高勇的清高、倔强、矜持、放不开的个性因子所导致的家庭缺乏默契、欢快有关，很大程度上又与时代所规定的狭隘环境相联系。比如八十年代初，芒芒因在父母具有时代烙印的关爱下去“解决个人问题”而心力交瘁，遇上高勇后，年龄、心境和高勇那双俊美秀挺的男性之手汇集到一起而产生了“一见钟情”。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风波和经济形势的变迁则让这个本来就不甚和谐的小家庭时时处于紧张、冲撞、相互理解而又误解之中，更毋宁讲弥漫在中国角角落落里的人事纷扰了。结婚登记处人员的傲慢会败坏去兴冲冲拿证的年轻人的心情；劳累伤神的婚礼仪式会磨损洞房花烛夜的意义；住房的狭窄逼仄更能影响夫妻性生活的频率与质量，而经济大潮的勃兴，让许多人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另一条途径后又陡然加大了观念的差异甚至导致众多家庭的离散。芒芒给儿子取名“天意”，其实何止儿子的出生是一种天意，她自己的命运遭际也似乎无法脱离一种天意。这个“天”就是时代。它能允许打过江山的爷爷弥留之际有三个深爱他的女人同时陪伴在病床边，也造就了阶级斗争年代长大的父母在缺少感情流露的枯燥生活中能相守一辈子，甚至接受新经济形态与深圳文化滋润下燕子式的独身生活，可是却让中国内陆城市（武汉）的这对既不忘呵护个性又无法不受公共话语制约的年轻人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
池莉将她这第一部原创的长篇小说取名《水与火的缠绵》，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由于性情中缺乏互补性和包容力，主人公芒芒和高勇本就是一种水火不容的结合，或者说芒芒自身的性格中有水与火的两面（比如她和常声远在一起时显出的活泼爽朗），但往深处讲，则是指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的那种无休无止的纠缠。不过与池莉八十年代末的作品，如《不谈爱情》中，夫妻关系已然出现危机但还要理智而务实地继续下去不同，这里缠绵的结局却是不再“缠绵”。“从１９８０年５月那个春天开始，到１９９８年的初秋，芒芒清醒地、坦然地、坚决地做出了她人生的第一个明确决定。”这是不是说到了时代环境宽松许多的二十世纪末，女性的个人空间才有自主地浮出水面的可能？然而叙述到此，整部书的戛然而止又何尝不表明了私人生活摆脱公共空间纠缠的艰难和不彻底性之无以言说？
池莉小说在当代文坛的遭际有点像冯小刚的电影，批评家们读不出他们所要寻找的文化和历史令人震惊的发现与民族国家的寓言，或是风格的新锐与题材的尖端，又否认不了他们畅销或卖座的事实，就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只懂讲故事和赚钱。是的，曾芒芒不是白大省（铁凝《永远有多远》），她做不到在残酷与沧桑的世事流逝中还一成不变地仁义着；也没有王琦瑶（王安忆《长恨歌》）不受社会动荡侵袭躲进小楼成一统，照常享受日常生活的福分；更无法像倪拗拗或倪可（陈染《私人生活》）那样决绝或纵恣，我们在她身上挖掘不到特立独行的“微言大义”，她只是辗转在时代巨轮风云流转中的一个普通女人，不乏欲望的浪漫渴望，也有务实理智的行动，希望拥有自我舒展的一间屋，也想探出半截身子来爱与被爱着。在时代所规定的公共空间对私人生活的争夺中，她是打不蠃也不想一意孤行地去打那场“一个人的战争”的。池莉擅长描写的是红尘俗世中“不写作”的一般妇女的经验，她的小说往往从大众所能普遍认可的标准出发，以大量鲜活的日常细节造成一种当代生活的火辣与现场感。当然什么都沾边了就什么都不纯粹，比如女性立场的非自觉性表达，世俗关怀与文化飞升的龃龉甚至混乱等。你可以说池莉小说是凭最大限度地接近中国大多数人生存现实的状态摹写捕获了读者的心，当然也可以说它以失却更厚重的“意义”负载成了既乏真正欢畅又无刻骨悲哀的大众故事为代价。这本无关的二者之间常被不少创作者或评论者看成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它是池莉的一个悖论，也是当代文坛的一个悖论。
（《水与火的缠绵》，池莉著，华艺出版社2002年4月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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