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一定会从二十世纪的理论上的研讨和呼唤阶段，发展到实践上的具体运作成型和实际收获的阶段。也就是说，有了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中，中国传播学者们的锲而不舍的学术努力，传播学体系的中国化问题，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仍然还不是招之即来或者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真正建设成功并且完全以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面目走向世界，依然还需要我国的传播学家们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做最基础的工作。
有学者曾经认为，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立，起码还要实现和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从基本学术概念到整体理论框架的独立创造；第二是全面吸收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第三是传播学理论的哲学化提升；第四是中国化的传播学学派的建设（参见郝雨《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上海大学学报2001.5）。而在这四个方面的条件中，从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吸取营养，又是极其重要的一条。那么，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传播学思想，以寻找最坚实的学术土壤和理论支撑，就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
戴元光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不仅全面总结了二十世纪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而且还把其学术眼光一直扩展到我国有史以来的文化的源头，完整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传播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因而，这是我国的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传播思想与理论的学术专著，无疑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学术基础。
戴元光教授是最早把西方传播学理论引进到中国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传播学专著兼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的作者。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进一步潜心研究和广大传播学同道努力寻求着中国化传播学体系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其中200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通论》（与金冠军合著）一书，就已经在有意识地摸索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理论模式，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这部最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则又是从最基础的一步开始做起，对于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来说，又大大强化了最基础的环节。
这部29万言的学术专著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从“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命运”和“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与波折”三个发展段落和学术视角上，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因为传播学的真正的产生和在中国大陆的迅速发展基本上都是在二十世纪，所以，专著的基本学术立足点和研究重心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面貌及走势。中国最早的传播学理论显然是从西方引进的。这在该著中有更详细的描述。但是，关于人的传播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设，却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全面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也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西方传播学是如何被引进到中国以及又如何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传播学思想源远流长。而且，要想在二十一世纪完成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就不能割裂和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学思想的土壤，所以，该著在第一编中就首先全面研究了“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作者从对于“秦汉及之前中国人的传播思想”的研究入手，找寻中国人传播思想及理念的最早的源头。著者在第二节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把春秋战国和先秦两汉作为我国古代传播理论大为发展、传播活动最为频繁的鼎盛时期是毫不过分的。这时期不仅有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同时有一批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他们的形成活动不仅为建立我国的传播学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同时对于建立闻名于世的中华文化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时期是不容忽视的时期，并且是以宣传活动为主的传播活动”（《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P9）。这样的评价显然是准确而深刻的。而书中对诸子的传播活动尤其是他们的传播思想的系统研究，和其后各个朝代传播活动以及传播思想的研究，也有许多重要发现。
戴元光教授对于我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不仅为现代传播学的许多理论观点找到了最早的思想之“根”，尤其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传播学体系的建立找到了最可靠的文化根基。书中对于许多古代传播家的传播思想的论述，都是极为精彩的。如关于庄子的传播思想，以往的许多学者认为庄子和老子一样是否定传播的，戴元光却从庄子的许多言论中发现了他的“贵言”的传播思想，并且认为，庄子的思想“贵在‘贵言’”。而到了荀子，又与老庄不同，他十分重视文字的传播，因为文字传播易传远，不易误传和失传。至于传播规范和传播道德方面，诸子中的论述更是对于当今的传播伦理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如荀子认为传播要“至诚”，韩非则主张传播要遵“法”。且荀子把“诚”理解为做人之根本，以及他所提倡的“诚”的关键是“直言”；而韩非则特别强调“以法为教”等等。这些思想在新的世纪的文化环境中，也都是不可丢弃的传播规范。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系列专著之一，该著的研究重点当然还是在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与建设上。戴元光教授对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可以说，这部专著是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次总结算。而且在总结算当中，他不仅能够对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每一个重要现象和事实进行入木三分地微观透视，还能够宏观把握整个二十世纪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在该著第三章的一开始，他就这样阐述道：“可以说，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但这种发展成就并没有延续下来，明清已经开始衰败，到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国不得不引进西方的传播观念。虽从十九世纪起，西方传播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现代传播思想仍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一些现代传播思想启蒙者屡遭磨难。在二十世纪的一些年代里，中国不仅拒绝现代传播思想，甚至拒绝我们的先贤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传播哲学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学者们才又开始新的跋涉。”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传播学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这样的描述充分顾及到时间、空间上的方方面面，对中国传播学整体的历史命运洞若观火。当然这只是就书中的概括性而言，至于其中对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传播学者甚至每一部传播学专著以及每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的综合评析，那就更是让人感到如入学术宝库之中了。
学术专著当然不是简单的“结算清单”，其中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描述，而且有大量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的重新评价和学术观点。甚至对于影响中国传播学的一些西方重要的传播理论，都进行了新的严格思辨。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就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又特别提出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最后他这样归结：“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它的统治之下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比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之下要多一些或多得多，这也是一般的客观事实。但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历史和报刊历史证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所保护和保障的自由——这里集中讲新闻出版自由——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65页）。
该著还把“二十一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作为最后的一个专章来讨论。在全面概括和总结“二十世纪的问题遗产”的基础上，提出“新千年的视点”。著者对于互联网对我国的影响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其中有这样的一大段精辟而透彻的论述：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和新闻媒体的冲击是空前的。中国大陆新闻传媒面临整合和调整。如果对此认识不足，或过于自信，拒绝接受和改造旧媒体，就可能失去新闻传播市场，甚至失去在国内的主流地位，而不用说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因此有些专家认为，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自由性和平等性，网络传媒为中国平添了一次超西方国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继续走旧媒体的老路，我们的传媒市场和舆论市场将被西方媒体巨头轻而易举地占领。面对西方新媒体的大整合，中国的媒体将面临严峻的形势。这无疑是正确的认识。互联网给中国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带来了冲击，但也给了中国大陆新闻媒体迎头赶上的机遇。
互联网一半是馅饼，一半是陷阱。互联网一方面在信息速度和自由交流上称得上是空前的，另一方面也带来许多负面效果。互联网对中国大陆的信息安全构成威胁，互联网创造的虚拟文化色情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危害极大。人伦、人性、理性在互联网面前失去了重量。
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是二十一世纪的根本目标?而新世纪的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又必须牢牢扎根在二十世纪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戴元光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
（《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戴元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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