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表现的形式上来说，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高峰的时代性标志。从文学批评的方面来说，与这些文学高峰相对应的，则是古代的诗论、词论和文论。
词论（词学）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伴随着词作形式的出现以至兴盛、发展的历史，词论批评也历经唐五代、两宋、金元和明代的几个时期，从而形成了其发轫、确立和完成、分化和凝定的不同历史发展和演变的阶段。以往的词学研究，确实注意到了这种贯通历史的发展路数，并给每一个时期的词学批评有所定位。然而，就各个时期的词论（词学）发展状况的研究来说，无疑还需要更为深入、细致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丁放博士的《金元词学研究》一书，作为具有充实研究、填补空白性质的学术成果，既丰富了古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个案研究，也使我们看到了词学研究的新进展。
《金元词学研究》分为八章。在第一章绪论中，著者首先说明了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金元两朝的词学理论，研究范围则涉及词话、词学序跋文、词乐资料、词学总集（选本类）、诗词创作中的词学理论、各种笔记小说野史中的词学资料；研究目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探讨金元词乐衰亡的背景、原因、过程和表征，以及金元词学总集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金元词论发展状况与特点、金元词学的接受过程与特征等几个方面。接着，著者追述了唐宋词学的发展及其对金元词学的启示和影响，探讨了词乐在唐宋时期的发展与演变，并且对二十世纪金元词学研究现状做了简要的回顾。可以看到，著者正是在对唐宋词学与词乐的发展有所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在时贤研究成果的促进下开拓自己的金元词学研究领域的。
第二章金元词乐研究部分是本书一个突出的研究重点，也可以说是最具特色的研究课题。著者着重探讨了金元词乐衰亡的背景、原因、过程和表征。此章的立意在于“词即音乐”，词是“唐宋乐舞、歌曲的音乐载体”，所以研究词学必须从词乐研究开始。自古音乐有雅俗之分，金元音乐亦如此。雅乐则不过是金承自宋，元又承自金的。据著者考证，“直至元代，宋金之词尚有可歌者，但已渐趋于衰落”，究其原因，前人有言曰：“文士之词，可传而失律，乐工所歌其文不足传，此词之音律所以亡也。”著者以“乐谱不发达”、“宫调减少，标调之词更少”、“词牌由转化到衰落”等为词乐衰落的标志，在分析唐宋官修乐谱的失传，词作的脱离宫调，以及词调的缺少创新，词调之转为南北曲等为词乐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的同时，更指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变迁，如元代的禁止妄撰词曲和倡导北曲抑制南曲，就是当时社会政治变迁的直接反映。也因此，“北曲（包括散曲、杂剧）遂取代了曲子词成为一代文学的正宗”。此章可以说是著者为后面的研究所做的铺垫。词乐的衰落与消失，必然导致词坛创作的衰微，而当时的词学（词论）所体现的主导风气与思想价值、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之与时代的关系，也就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内容了。
本书第三章以下至第七章大体上属于词学理论方面的个案研究，相互间又显出比较强的系统性和一贯性。比如第三章，是对具有词学总集性质的词学文献的研究，着重讨论金代元好问的《中州乐府》与金代词风、宋元之交周密的《绝妙好词》与雅正派词论、元凤林书院辑《元草堂诗余》的收词对象及主旨等问题，著者指出：《中州乐府》的主要价值在保存文献，可略窥当时词学之门径，弱点在于理论性不强；《绝妙好词》的主要价值在辑佚与校勘，可见南宋词风主流与清丽雅正的选词标准，以及对元初词学理论的影响。通过考证，著者认为《元草堂诗余》的收词对象并非“皆南宋遗民”，所选题材广泛，要在清丽婉约，绝少慷慨豪放、绮艳、俚俗之作。这些论断，都是著者详加分析材料、认真辩驳旧说时论而产生的心得体会，严谨而扎实。再有，在第四章中，著者以元初张炎所著词学专著《词源》为研究核心，向上述及杨缵、吴文英、沈义父，向下论至陆辅之的《词旨》，就宋代词学理论的总结方面加以钩沉讨论。特别对张炎的《词源》做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并就其词学理论上的建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接下来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中，著者着重从时代性发展演变的角度，专门论述了“金元之交的词论”、“元代的词论”、“后世对金元词学的接受”等几个方面问题，应该说也同样是本书的重头研究课题。其中，首先论述了以王若虚、元好问、刘祁为代表的金元之交的词论。在讨论王若虚的“是苏（轼）非黄（庭坚）”的词学观时，著者取材丰富翔实，议论笔调细密，读之饶有兴味。著者对元好问与金代主流词论的讨论，总结出元好问词论的“肯定苏（轼）辛（弃疾）豪放词”、“肯定发愤之作”、“论词重情”、“论词重味”等诸特点，以及称其“代表着金代词论的最高成就”的评价，也都是切近实际和公允的。在论及刘祁《归潜志》时，著者在肯定其词史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关乎词理的观点不多”的不足之处，其判断同样是比较客观而准确的。
就元代的词论，著者以周密的各种笔记、元代词集序跋、元代诗话与笔记等为素材，广泛、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和探讨，足可见著者的研究功力。比如，著者细致地研究周密的各种笔记，指出其记录了与词乐有关的资料，记录了一些亡国之音，生动记载了南宋临安等地的繁华景象，记录了著名词人的生平轶事等等，分析发掘了其中的词学史料价值。再如，著者深入研究元代词集序跋，关注到论者不甚注意的人物论文，言前人之所未言，将其中包含的词学理论分出三派，或鼓吹婉约雅正（郑思肖、邓牧、舒岳祥、仇远、吴澄、戴表元），或提倡慷慨豪壮（王博文、赵文、甘楚材），或徘徊调和（朱晞颜、刘将孙），对其代表人物与旨趣，著者都一一论述，多有创见。至于元代诗话与笔记中的词论，著者同样以钩沉拾零的方法加以研讨，其中涉及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著者言其肯定豪放慷慨之词，赞赏有强烈爱国热忱与故国之思的词作，但亦非全盘否定婉丽之词。还有刘埙的《隐居通议》，著者言其“重阳刚之词而贬婉丽之作”。再有，著者列举盛如梓的《庶斋老学笔记》、李治《敬斋古今黈》、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中的材料，来说明元代词论的特点，也是细致入微的。
关于后世对金元词学的接受问题，著者的目的在于说明金元词学在古代词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特别是对后世词学的影响。其中以后世（主要指清代）对周密的《绝妙好词》、宋末遗民词集《乐府补题》、张炎的《词源》的接受过程与态度为例，分别详细论述了《绝妙好词》在清代的重现和刊刻、《绝妙好词笺》及续书的问世对清代浙西词派的影响、常州词派对《绝妙好词》的批评和吸收；《乐府补题》的重新问世及后人对其主旨的理解、《乐府补题》诸词寓意辨析、《乐府补题》与近三百年“比兴寄托”说的演变；《词源》的再发现及明清学者对其中词学理论的研究、《词源》在二十世纪的接受等等。著者论辨分析，无不精到细致，足以令读者概观后世对金元词学研究、继承和发展之要领。
作为纯学术、具有实证性的研究成果，《金元词学研究》一书，无论在研究选题、研究方法、提出见解、得出结论等方面都是值得称道的。正如本书著者所言，金元之后的明代词学研究目前也相对冷寂，故期待着本书著者能进一步有所研究，有新著问世。
（《金元词学研究》，丁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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