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中国各报存佚表》），这1901年发表在《清议报》第100册上的名言，已被历史证明是晚清最具预见性的论断之一。不过，这里所谈论的“文体”，必须扩大范围，涵盖及于整个中国文学。不仅仅是狭义的文章（散文），现代中国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无不受“报章兴”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刻影响。这点，恐怕论者当初并未完全意料到。
岂止是那则报刊文章的作者，很长时间里，文学史家（包括其他“通史”、“专史”的作者）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戈公振“姑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为书”，撰写《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时，着力于描述“文学革命进程”的史家，对于报刊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依旧一脸茫然。1922年，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过于迷恋自家的“文白”与“死活”说，而忽略了近在眼前的《申报》等，实在可惜。紧随其后的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9）中论述“文学革命”兴起的诸多原因，比如外来文学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响、国语教育的需要等，可就是忘了报刊出现的意义。
在“史界革命”的口号声中高歌猛进的梁启超们，同样没有认真对待眼前这些新鲜活泼但浅俗粗陋的报章。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第四章“说史料”，提及“文字记录以外”的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以及“文字记录的史料”，如旧史、档案函牍、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金石、外国人著述、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等，可就是缺了自家最擅长的报章。考虑到任公先生谈论的史事包括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完全有理由要求其将报纸杂志引入，作为重要的史料。
好在并非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中，便曾仔细讨论史学研究引入报章的可能性：
又近世有一种新史料，为古人所未能梦见，厥为报纸（中国在唐代已有朝报，然其性质不能与近日报纸比）。此种史料之重要，西方史家已深切感及，惟今日中国史家尚鲜注意之。
张文接下来讨论报纸作为史料的三大优点，以及可能存在的九种弊病。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学者中最早意识到报纸的史料价值、且对其引入史学所可能产生的利弊有过深入分析的宏文。
至于文学史写作之倚重报刊，很大程度得益于阿英的积极尝试。为近在眼前或刚刚逝去的文学运动“立此存照”，不能不更多地利用同样稍纵即逝的报纸杂志。从1934年希望真实呈现“新文学运动史”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到1936年将注重点转移到文学社团及相关刊物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再到1958年真正以报刊为中心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阿英始终对晚清以降的文艺报刊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努力将这一兴趣落实到文学史著述中。最典型的，莫过于1937年初版、而后不断修订的《晚清小说史》。在该书第一章，阿英讨论晚清小说的繁荣时，专门提及新闻出版业的发达，以及“不仅新闻纸竞载小说，专刊小说的杂志，也就应运而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将报刊作为文学及史学研究的“资料库”，或借以“触摸历史”，与将报刊及出版本身作为文学史或文化史（新闻出版史除外）的研究对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十五年前，我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中，钩稽许多报刊史资料，借以讨论“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得到国内外学界的一致好评。这一思路，除承继阿英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外，还得益于其时刚介绍到中国来的叙事学、小说修辞学以及文学社会学著述。
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界日益关注晚清以降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相关论著陆续涌现，且有成为新一波“显学”的潜在优势。这里有德国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公共空间”理论和法国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学场”学说的启示，也有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的努力。但即便再精彩的理论，也都无法穷尽纷纭复杂、众声喧哗的文学世界。以活生生的文学现象为“对话者”，在一系列审美的和历史的交谈中，实现人类的精神超越与文化更新，应该是文学史家的最大愿望，也是其基本的工作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既是一门精湛专深的技艺，也是一种元气淋漓的行动——对话过程很可能比具体结论更重要。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大学文理学院合作召开研讨会，正是这一“对话过程”的延续。选择“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为中心话题，乃预感到这一课题所具有的学术潜力，值得中日两国学者认真开掘。不只在会场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还将修改后的论文结集成册，公开刊行，表明我们对此话题持续不断的兴趣。至于邀请北大博士生李宪瑜、颜浩、魏泉、杨早、葛飞等五君（前两位已经毕业）加盟，则是体现“论坛”本身的开放性。
如此说来，有关“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第二、第三次集会，或第二、第三册论著，并非没有可能“接踵而至”。
（《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即将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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