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命运与其说是取决于大自然的主宰，不如说更多地取决于人类自身的行为，而人类的行为是受其思想的支配的，因此，关心人类思想史的走向，将有助于观察人类的命运。
当代人类的思想前沿基本上是由西方人占据着，而在西方人之中，我认为，处于锋头地位的伟大的代表人物，则是既属于德国人或德语民族，又属于犹太人的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三位。
人类的历史选择了犹太人、德国人、西方人作为全人类现当代文明的带头人，而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则是最杰出的代表，他们所创造的理论体系也分别表征了人类在不同科学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的思想的最高峰。
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于十七世纪的西方，按照马克斯·韦伯和默顿的说法，人类近代的自然科学思想，与近代欧洲新教伦理精神和近代人类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的相继崛起密切相关。牛顿力学是自然科学中第一个最伟大的理论体系，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牛顿力学的理论体系在其完备性和精确性的方面，均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所取代。人类关于自然世界的视野到了二十世纪末，已远远超越了牛顿的时代，无论宏观的领域抑或微观的领域，爱因斯坦均处于当代无可置疑的开拓者和先驱者的地位。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这三种不同方面的近代西方的思想成就，均完美地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的伟大的扬弃和再创造之中。就近现代社会学说思想在人类世界中所造成的具体影响的程度而言，马克思的学说思想是迄今无人可以匹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对待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分野所形成的两大国家阵营的冷战时期，竟超过了半个世纪以上，并直逼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仍旧是东方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理论旗帜。
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心理学说的学术地位，可能会存在较多的异议，至今仍有人?例如曾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拥护者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克鲁先生?，大肆攻击弗洛伊德“不过是个骗子”。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究竟应作何评价，在今天也只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客观地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学说，的确已在人类（尤其在西方）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革命性变迁。发生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的性自由、性革命，如果没有弗洛伊德学说的泛性论倾向的思想影响，是不会那么快爆发的。今天的人们对此作何评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巨大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仅就这点而论，弗洛伊德的思想成就便是绕不过去的。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人类，特别是现当代西方人迈向新世纪的一种巨大的象征，一种旧文明已经衰落，呼唤新文明诞生的巨大的象征。就连精神分析学的产生，本身也是关于西方文明继续发展下去的一种灾难性的先兆，一种在人类世界将要爆发严重的精神性疾病的灾难性先兆。这种灾难无疑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中普遍地发生。不论人们最终将会如何评价弗洛伊德的思想及其本人，作为一种巨大灾难性先兆的发现者和预言者，人们不能不对其特别加以重视。
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的理论思想体系都是近代西方思想史在现代的继续和延拓，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他们的思想成就实际上代表着西方。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不仅都是西方人，都来自德国或德语系国家，而且还都是犹太人。他们站在了现当代全人类文明的前沿，成了全世界现当代人类思想次第的带头人。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的人学问题，也曾经是一个为西方神学和哲学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例如中世纪初重要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就曾说过：“我思，故上帝在”；十六世纪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也曾说过：“我思，故我在。”我现在想仿照这种方式给出一种新的说法：“人思，故人在。”只有当人能够独立自由地思想，他才显示并证实他自身的人性的存在。“人”一旦丧失了独立自由地思想的权利和可能，他便丧失了人性存在的权利和可能。至于人类中天才的诞生，要求的条件显然就只会更苛刻。
去除人类中大量千变万化的因机遇、条件而异的种种偶然性，人类文明的历史昭示，愈是具有坚定的信仰意志，并且愈是受到迫害的人类或族类，便愈显示出其思想的创造性。在这个思想创造性的人类族谱中，犹太人显然属于最出类拔萃者。
犹太人既有幸于他们的宗教——犹太教，又不幸于他们的宗教——犹太教。有幸于他们的犹太教，是由于正是因为这种宗教，才使他们具有人类谱系中最坚定执一的信仰意志；不幸于犹太教，则是因为这种宗教使他们在通行基督教的欧洲，一千多年来，成了始终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异教徒。中世纪末期的宗教改革相应给他们带来了逃避迫害的可能和机会。神权的分裂使得他们有可能在教权专制的缝隙之中相对安全地生存下来。同时，也为人类中的天才提供了可能逃避迫害的小片飞地和绿洲。正是因此，西方文化和文明，在中世纪末和近代之初，才有了萌生新事物、新发明、新创造的可能性条件，例如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便显然得益于这种难得的条件。如果他不能流亡到当时相对自由的荷兰，只能继续困死在法国，恐怕也就谈不上后来西方近代哲学的新生。
由上所述不难推定，人类思想天才诞生的三个基本因素或条件：第一，存在具有坚定执一的信仰意志的人；第二，该“人”受到了环境的压迫甚至迫害；第三，该“人”具有可能逃避压迫或迫害的“飞地”或“绿洲”。
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三位思想巨擘，他们的先人均为犹太人，又都生活在西方均属于德语的国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恰恰是由德国人发出了要彻底灭绝犹太人的咒语，并诉诸于惨绝人寰的行动。然而，幸运的是，在西方，并不乏可以让犹太人逃避迫害的飞地或绿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三位思想巨人成长的过程中明显地看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令这些人类思想天才获得诞生的基本因素，始终重复循环地再现。关于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成长过程的再现的回顾和评述，将会有助于今天中国天才的诞生和成长。
按照笔者的观点，西方的神学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已由德国古典哲学宣布终结了。尼采直呼：“上帝死了！”然而，笔者还认为，西方哲学到了二十世纪末，实际上也同样已经死了。西方哲学的死亡源于其传统的范畴论的死亡，源于其根本的二元论方法论的死亡。
属于西方哲学中的三对范畴：绝对—相对、必然—自由、主观—客观，分别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自然科学、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社会科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心理科学发展到了它们的极限。事实上，这三种学说都已经从不同的领域和用不同的方法彻底地暴露了西方哲学的阿基里斯之踵。
各种范畴的过分膨胀已经严重侵犯了彼此的边界，继续把二元论的方法论坚持下去的西方哲学只有死路一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既是把西方哲学从不同的方面推举到了最高峰的思想巨人，同时，他们也是最后埋葬西方哲学，为之准备好了墓穴的掘墓人。在时间上，这正好面临人类新千年世纪的到来。哲学的死亡呼吁人学的诞生，所以又可以说，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三位思想巨人是新的千年世纪到来之际呼唤人学降临的清基者或先导者。
极而言之，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这三位人类思想的巨擘，在人类思想的不同领域，是最伟大的前锋人物，大大推动了人类的理性的进步。此外，对于笔者的写作动机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在他们各自成长的过程中，均非常清晰地再现了促成人类思想天才诞生的基本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中国正在成长的思想家和天才，或许可以提供启迪和借鉴的作用。不必讳言，这正是我坚持写作此书的最强有力的动因，我希望获得读者尤其具有大志向的青少年读者的共鸣。
（《影响世界历史的三个犹太人》，黎鸣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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