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自以为是的时代，启蒙似乎成了一件多余的事情。智者的意见受到大多数人的嘲弄，因为他们那种过于自信的神态招惹了众怒。启蒙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召唤。启蒙者的理想与坚硬的现实相互排斥，当成群的人不由自主地下跪的时候，当苟活的人们发出幸福的呻吟，启蒙者感到自己有责任提醒人们，眼前的一切是一个骗局。启蒙可以是一种呐喊，也可以是一种轻轻的唤醒，甚至也可以是一种梦呓般的自语或暗示。概念化的启蒙是苍白无力的，只有丰富心灵的形式才能赋予内心以力量。格拉斯的启蒙风格十分特别，他运用童话、神话等近乎虚幻的方式来完成对启蒙思想的描述。在他的作品里面，没有耳提面命式的语言，没有膨胀的话语权力，只有一连串意味深长的思考。格拉斯认为启蒙就是“思考已经思考过的东西，直到怀疑还是确信无疑的”。启蒙者之所以常常感到对话的艰难，不是因为启蒙者掌握了另外一套话语，而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去接受思想的磨难。
读哈罗·齐默尔曼与格拉斯的对话录《启蒙的冒险》，我们会清楚地看出打在格拉斯身上的精神印记，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心灵符号。启蒙不仅是一种文学传统，而且也是作家的一种内在冲动。与文学精神一样，启蒙精神也是拒绝复制和模仿的。一个缺乏文学天才、不具备叙述才能的人，是难以获得启蒙的资格的。格拉斯说，作家面前的那堆素材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式。人们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对他面前的现实进行了取舍，这种无意识的选择决定了他的性格和命运。像格拉斯这种把政治要求与文学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家，其选择更是让人难以捉摸。他声称自己竭力避免过早地成为经典作家，这句听起来像是做秀的宣言，或许有他自己的道理。那些努力把自己打扮成经典作家的人，使尽浑身招数企图把自己纳入某种体制、某种模式，结果只能成为标本化的所谓经典。按照别人的评判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在这个赢者通吃、贫富悬殊的时代，对于社会公正的呼唤，却未能成为那些以启蒙为己任的作家的主动选择。对弱者的漠视与对新贵的献媚使得文学的筋骨软了下来。在这个对金钱和利益异常敏感的时代，作家们何以如此平静？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作家们普遍缺乏批判现实的激情。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发言的自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人就迫切地成为先富起来的那群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转向了高稿酬的影视剧本创作，有的甚至给广告公司当起了文案。他们有足够的聪明成为不公平社会中的胜者，从而加大了整个社会的倾斜程度。这样一种暧昧的幸福生活制止了他们对灵魂的深入挖掘和拷问。当然，我们没有资格要求作家背负额外的道德负荷，格拉斯说：“不存在强加的道德，道德产生于正在发生的和已发生的事件中，或者来自事后对事件的调查研究”。我们在承认作家只对事件的叙述负责的同时，必须强调编造文学谎言是不道德的。我们的作家已经习惯了用虚假的“幸福时光”和伪造的情感来敷衍我们这个时代，他们甚至被那份自己捏造的真诚所感动。作为一个生活现实的目击者，作家的任务不是直截了当地发言，琐碎的现实只是一堆素材，一簇思维的线束，它引导着作家去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直到天地豁然开朗的那一刻。作家有资格拒绝按照世俗的准则行事，因为写作不是一种收效很快的生活手段，而是代表着全部的精神生活。他们以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去寻求某种叙述的可能。
理性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奥斯维辛这种有计划而且不留痕迹的大屠杀使人们不得不提防启蒙的反面。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性的单向度越来越明显。意识到自身的荒诞性的人们对生活表现出可怕的冷漠。格拉斯笔下的奥斯卡·马策拉特击鼓回首往事，那面铁皮鼓唤起了他的记忆，现代人在寻求慰藉、制造梦幻的同时，也彻底剥离了那层真实性外壳。人们认定：“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是不可以被怀疑的”，这种所谓的清醒，其实是一种新的迷醉。反乌托邦的人未必就全然不受虚假观念的干扰。格拉斯力图用美学的手段对这个政治造就的世界作出反应。这也是一种向乌托邦接近的努力。他坦言“我的文章、我的语言以及我的人物形象都是在与德国现实的摩擦中形成的”。大多数人意识不到周围熟悉的现实对自己所形成的伤害，更多的人将这种接触当成一种资本。而格拉斯却一直在提防着这种气息，这种氛围。启蒙者似乎总喜欢教人们认清现实，这项工作是一厢情愿的。格拉斯断言：“如果文学只遵循启蒙的要求，那它就会很无聊”。一个总想帮助别人生活的人是不可理喻的。启蒙者的敌人是那些不着边际的启蒙方案，那些表面性的东西将启蒙引入歧途。我们这个时代在排斥极端的同时，也拒绝了真诚，从而给那些干瘪的概念以可乘之机，成批量地制造出“被启蒙的庸人”，这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肤浅。
（《启蒙的冒险》，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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