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图书出版业中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即许多图书在出版时基于不知什么原因的考虑，用各种方式力图去体现一种莫名其妙的“避讳学”，比如说到某人时故意不标明，却用了“××”代替，或者在进行历史反思的叙述时(多出现于此种题材的图书中)也不直书当事人的名字，却也不用“××”代替，而是以更加曲折婉转的方式告诉、或者暗示读者“某某”系何人。这兴许是“为尊者讳”的传统意识使然，或者还是一种善意(所谓“与人为善”？)，但对读者而言呢，如果要读懂这书中的名堂，就必须要有悟性、要有机灵劲，或者要有番胡适先生倡导的“小心考证”的方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否则就只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瞎读了，如此说来作者著书的意图也就打了折扣，其实这委实大可不必。
举一个例子：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新闻界老前辈李庄先生的《难得清醒》是一本很好的历史反思作品，它让人清醒地回顾几十年中国新闻事业的沧桑岁月，我从这本书里就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但也有令人为之怅然不明的地方，比如书中提到建国初批判电影《武训传》，那是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思想文化领域大批判的源头所在，它也几乎为后来所有类似的大批判运动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式：“声势浩大的思想发动、相当周密的组织保证、内容重复的批判文章、被点名的报刊的自我批评、有关责任者自觉的或应付性的检讨、领导机关的号召和规定、文化教育界的表态和动作……”，即大率“以阶级斗争囊括一切社会现象，事先选靶子、定调子，通过组织发动，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以主观结论定于一尊”，“这些思想批判运动声势大，火力猛，一面倒，强词夺理，可以逼人缄口，绝难令人信服”等等。这都总结得很好，可是在说给人扣帽子的例子时有这样一段话：“一位文坛泰斗、政要名人在《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写道：‘读了这篇调查记，曾经歌颂武训、崇拜武训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动，不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会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检讨呢”？李庄先生以为这样一来，“不要说提不同意见，就是不‘深自检讨’都有‘存心反动’之嫌甚至‘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了。
那么，为什么不直说这位“文坛泰斗、政要名人”的大名呢？当然是吾邦自古皆然的传统的“为尊者讳”了，不过既是“泰斗”和“名人”，读者难免要认真，好在“泰斗”等应该是屈指可数的，不就是费一番功夫么。李庄先生本来说得很好，如其书名，是“难得清醒”，是人们曾于“相当长时间内的精神状态是不清醒，难得清醒”，这自然也包括了“泰斗”级别的人们，则有何忌讳可云？如果直说其名，倒会让读者更加“清醒”的。
这个“泰斗”，说破了便是郭沫若，在那场三个“非常”(即胡乔木1985年9月反省说批判电影《武训传》是“非常片面、非常极端、非常粗暴”)之前，郭沫若和时人一样，对武训其人都不免有好感，当时有本《武训画传》(李士钊编，孙之俊绘，上海万叶书店1951年版)出版，郭沫若还欣然为之作序：“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他说得很好嘛，既表彰了武训，又指出其意义的局限，应该说是高屋建瓴的话语。但是毛泽东1951年5月20日发表了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中一些文字的语气、分量，令即便不熟悉“革命话语”的人们也能够听出来其中的意味，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等。之后，报纸上公布了“关于武训的著作”以及文章的篇目，有孙瑜、李长之、赵丹等，对郭沫若还手下留情，没有提他的名字。可是郭沫若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就发表《联系着武训批判自己的自我检讨》了。此之后，由武训牵连到一大批人——国统区来的孙瑜和已经不在世的陶行知，甚至涉及历史上的许多“改良派”、“教育家”。一声号令之下，几乎所有的解放区来的或国统区来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们集体上阵，大张挞伐，围着武训的死魂灵穷追猛打，最后则有江青开始发迹的调查报告的出笼，郭沫若又立即作读后感(发表于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就是《难得清醒》中提到而又隐匿其名事了。
往事如烟。历史上许多事都是草灰蛇线、有迹可循的。比如郭沫若，说他是“泰斗”，从批《武训传》到“十批不是好文章”，抑或《李白与杜甫》，都看不出他有昂首天际的“泰斗”相，也就是“难得清醒”。这并非苛论，此形状也不独郭一人。《难得清醒》还提到一位“名家”对这场大批判“写总结性文章”，其中批判一些人认为武训行乞兴学是客观效果虽不好但主观动机未可为非，难道“他把行乞所得都吃喝掉就好”？此公是这样立论的：“动机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只有当一个人的主观动机变为行动而发生客观效果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根据和可能检验他的动机”。如何？这就叫大批判的逻辑，但当时“人民日报内部就有人议论，社会现象非常复杂，恐怕这种说法很难解决一切有关问题”，李庄先生也是一头雾水，不过“因涉及毛泽东的诊断，这种议论只能话到口边留多半句”了。那么，这位“名人”又是谁呢？从他有“总结”的资格看，我似乎可以想见他是谁了，那么，他后来又有什么认识呢？
相比较来说，姑隐其名而且连“泰斗”或者“名流”的“××”也不说，这对读者的“智力”、“想象能力”和“考据功夫”的考验更有难度，因为它的范围扩大了，让你似乎无从着手。但，也不要太小看读者的读书功夫，从我身边几位好读书的朋友的经验来看，什么“泰斗”、“××”，他们几乎没有不能破解的。则以上种种“出版避讳学”倒变成了他们以“读书界福尔摩斯”自居，破解谜案的“精神游戏”的大餐。如此，著者、编者的一番“好意”，成了天见怜之的枉然。这不，《博览群书》最新一期(2002、9)梁培宽先生写其父梁漱溟先生与冯友兰先生于“双批”(“批林批孔”)运动前后的恩怨，笔落于梁漱溟先生岸然自守、鄙夷从风紧跟的文士，则日记中记有“赴民族宫座谈会，冯友兰、×××及一北大女生发言，一塌糊涂”之语。彼时“上庠”之北大自是地地道道的“一塌糊涂”(北大因有一“塔”、一“湖”、一“图书馆”而被称为“一塔湖图”)，个中之学人也不免百态毕露，这到今天犹是人们提到“人文精神”或“忏悔意识”等大众话题时啧啧称怪的“口碑”。对此，冯先生有《三松堂自序》中的反省，其他学人也有“毕竟是书生”之类的不堪回首以及无法言说的自明，那么，梁先生日记中的这“×××”是何人呢？这只要稍稍劳动一下(对照《梁漱溟全集》中的日记部分)就可以解惑了——那正是写有控诉一塌糊涂的“文革”岁月《牛棚杂忆》的当今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和冯先生以及某位女同学参与“批孔”，那是其时不知多少天下文士竞趋赴之的“表演”，如今说来也没有什么，所谓“不以一眚掩大德”，只要不藏掖着。只是：对冯先生可以直书其名，对季先生却要姑隐其名，这是否是说：历史评判，对古人可以从严，对生人却可从宽？其公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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