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向农民道歉——一个县委组织部长的驻村手记》（“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之一种，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15.00元）一书是中共白水县委组织部长马银录就器休村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这一恶性事件，驻村96天的工作手记。为了对本书多方面社会价值展开分析，以有助于深入研究和改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格局和民主政治，我们约请出版社、作者、党政官员、专家学者、作家及同名电视连续剧的演员从不同的视角发表各自的见解。
马银录
不到一年时间，《向农民道歉》一书先后以内部资料和出版物的形式下发和公开发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截止目前，全国有几十家报刊、电台、电视台报道或转载，许多人给我打电话或来信来访，最多的一句就是：“你为什么要向农民道歉？”
我总是回答：“感情。”
“感情是什么？”
“感情是一种潜意识。没有感情的人，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对农民没有感情的人，是一个不健康的人。”
近年来，农村干群矛盾为何突出，干群关系为何紧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干部对农民缺乏感情。农民的门不愿进，农民的手不愿握，农民的饭不愿吃，农民的话不愿听，农民的事不愿办，心里只有“升官发财”四个字。为了升官，他们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今天要这税，明天要那费，请客送礼跑关系，吃喝玩乐搞政绩；为了发财，他们不关心农民的生产生活，一心想着自己如何富起来，甚至贪污腐化，傍大款，挣黑钱……在他们的眼里，只有钱和权；在他们感情的天平上，人民群众已没有丝毫的重量。
回想过去，我们党同人民群众曾经有着如同鱼儿与水、瓜儿与秧、儿女与慈母间的感情。正因为这种血肉相连的感情，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才甘愿用家中惟一的老母鸡招待党的工作人员，年轻的农村媳妇才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乳汁送进红军伤员干裂的嘴唇；正因为这份血浓于水的感情，当反动派的机枪对准群众，无数党的优秀儿女才勇于大喝一声：“我是共产党员?”用火热的胸膛迎向敌人的枪口，保护人民群众。
如何恢复这种血肉相连、血浓于水的感情，我以为，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是当今解决干群矛盾、融洽干群关系最好的一剂良药。《向农民道歉》一书，就是我同我的领导、我的同事、我所驻村的农民一起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真实记录。我真切地体会到，对农民没有感情，对党没有赤心，是写不出《向农民道歉》一书的，是喊不出“向农民道歉”这一口号的。
马 来
“农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去了，他们激动地流泪……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农民，我向农民道歉。”
这是中共白水县委组织部长马银录写在《向农民道歉》一书前面的文字。马银录的驻村手记可以说是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的一个缩影。“向农民道歉”，使我们欣慰，欣慰这声音来自我们体制内部，是体制自觉的标志；但面对历史，它又使我们感受沉重。
马银录从部队转业来到白水县仅一年的时间，在按照县委的安排驻村九十多天处理11.25事件之后，写下了这震撼人心的文字。这文字是心声的表达。紧张的干群关系缓解了，农民朋友激动得热泪盈眶。看一看手记，就知道为什么马银录在村民大会上的讲话，使已好久不鼓掌的农民接连拍手五次，掌声经久不息；就知道为什么在九十多天前还被骂作“一群狗东西”的马银录们在离别时，村民饱含热泪、手捧床单、拿着鸡蛋依依不舍地相送。11.25事件圆满处理后，马银录和他那二十余万字的手记被中共陕西省委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作为典型得到肯定。
“向农民道歉”的声音是振聋发聩的。那些仍用“三铁”手段对待农民的干部应该警醒。且不论亲情——我们不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农民的孙子；在公共权力的安排上，党相信我们，赋予我们“父母官”的权力，可我们为什么不代表农民的利益，为农民说话，替农民办事？难怪有农民在“三个代表”学教活动中说，毛主席、江总书记说的都很好，就是我们的乡镇干部不按照毛主席、江总书记说的去办。看一看农民的生存现状，我们就知道，乡村社会所有事件背后矛盾的主导方面不是农民。解决紧张的干群关系和一系列问题，在步骤和顺序上，我们应首先检讨自己的行政作为，向农民道歉。
历史地看，“向农民道歉”使我们心情沉重。建国五十多年了，农民仍被专家学者概括为“弱势阶层”，回顾五十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从一开始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抽农补工，发展城市，农民长期承受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承受着城乡差别。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生活好转后，税费负担又日见加重，增收停滞，乡村社会内部矛盾加剧。的确，我们从农民那里拿走了太多，以至于他们长期只能在简单的条件下维持再生产，在许多地方，中央制定的农业产业化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的实施，根本就无从谈起。面对历史的欠账，我们应该深深地、毫无保留地向农民道歉。
马银录代表党组织向农民道歉，调减了农民不合理的税费负担，但问题并没有根本地解决，此类问题反复发生的条件依然存在。对此，马银录并不否认。他认为“向农民道歉”是乡镇干部农村工作应该具有的工作态度，他只能顽强地工作，面对还会出现的尴尬。虽然在手记中他说出了许多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探讨体制改革和应对眼前的工作毕竟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应遵循不同的思路。
马银录治理实践的片断——这二十余万字的手记明确告诉我们，向农民道歉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也就是说，向农民道歉、对农民让利是不够的，否则我们会陷入“再对抗——再道歉——再让利”的循环当中。因为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缺乏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按照民政部刘喜堂先生的研究，乡镇一级政府的财政依靠的是当地农民的税费，但乡镇干部只对其上级负责，农民对管理他们的乡镇干部的任命没有发言权，更何谈平等权利。这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架构问题。
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谓三农问题，对于三农问题，专家学者的认识虽有不同，但日渐接近的看法是：构建乡村的民主治理体制，依法还权于民，改以往的“为民做主”为“让民做主”，这应是解决问题的终归点。这也就是我们提出的所谓给农民让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试行，九十年代末正式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关于我国乡村社会政治体制的一部重要的法律性文件，它的核心是构建乡村社会村级治理的四大民主，在村一级给农民让权。在这一层次的实践中，虽然乡镇主导中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高兴地看到，农民的政治热情不断高涨，海选、秘密划票这些紧要而详细的环节和程序被不断发掘出来。紧跟而来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村级公共权力和乡镇政权产生对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民选的村级政权对民负责，上级任命的乡级政权对上负责，这也就是王振耀先生所讲的乡村“接口”出现问题。民主政治发展和农民对民主权利的要求，督促我们必须尽快发展乡级民主，这就是《向农民道歉》引申出的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
马银录是乡村社会基层政权的代言人，是乡村治理活动的当事人，他讲述的是发自体制内部的声音，不同于专家学者外在的观察。即使再辛苦的田野工作，也难免以偏概全、照顾不周，客观事实的转换过程不可避免地因为观察视角、文字表达的问题而存在信息遗漏、错置等现象。马银录是在体制内部，合着体制的节奏在运行中观察，这样的素材是难得的，它的价值是学理性案例不具备的。
马银禄的作为与李昌平先生也有不同之处。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说得酣畅淋漓，不受“限制”，而马银录面对尖锐的矛盾，向农民道歉后仍然继续艰苦地工作在问题成堆的农村第一线。从这个角度看，他的驻村手记是另一种意义的范本。
总之，这是一本来自乡村社会的、关于乡村社会的书，它对于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研究和发展是有重要价值的。
(作者系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张全景
白水县委组织部长马银录同志率领工作组到农村蹲点，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手记——《向农民道歉》这本书，从总体上说，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马银录和工作组的同志对解决器休村问题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是对的，效果是好的。他们那种鲜明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深入调查研究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满腔热情、耐心细致的态度，应当充分肯定，大加提倡。认真看看这本书，可以从中省悟出很多哲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精神，从经营体制、管理制度的改变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文化教育的进步等等。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有的已经丰衣足食，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农村状况的主流。但是，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有的带有普遍性。例如，有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不快，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过重，干部作风不实，弄虚作假，办事不公，财产不清，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干群关系紧张，以及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滑坡等等。当然，像器休村那样，问题那么严重的仅是个别现象。我们分析农村状况，要坚持“两点论”：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分清主次，不可偏颇。不能只讲成绩而掩盖问题，也不能以问题抹煞成绩，更不能把个别当成一般。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体制、政策、制度、管理、教育、党建等诸多方面。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突出重点，综合治理。从加强领导班子、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来看，就要解决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问题。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代表群众根本利益是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可以说，党性的集中体现，就是对人民负责。因此，要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只能做群众的公仆，不能当群众的老爷，只能为群众服务，不能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马银录等同志的体会很深刻：做好农村工作，确实有很多困难，但也没有多少奥妙，只要真正扑下身子，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所期所盼，我们就帮助他们去办。当前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不断提高和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发展经济。群众要求解决负担过重，反对弄虚作假、强迫命令，我们就应当认真去解决。有的干部为什么对群众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因为手中有权。但没有想到权力是谁给的，颠倒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
我们党要代表群众根本利益，必须正确处理给予与索取的关系。要求群众做什么，向群众要什么，必须首先给予群众什么。例如，要向群众收税，必须带领群众开拓致富门路，帮助解决发展经济中的困难，从而增加收入。如果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而减产减收，就应当把受灾减收的实际情况调查清楚，按照变化了的情况依法实行“减缓免”。
做好工作，要正确处理对领导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对于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来说，两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遇到矛盾的时候，首先要认真分析，是上面的要求、政策、规定不符合实际，或者不适合改变了的情况，还是群众思想有问题，或者是工作没有做好。如果属于前者，就要敢于向上边反映实际情况，由上边予以调整或改变。在县、乡、村工作的同志，直接接触基层、群众，最了解实际，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能明哲保身，患得患失，只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而将实情隐瞒。领导机关则应虚心听取下边意见，转变作风，调查研究，切实克服官僚主义。如果群众思想认识有问题，则应着力做好群众工作。
完成工作任务，必须讲究工作方法。首先，要注重思想教育，提高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素质，把要进行的工作任务的意义和要求向群众讲清楚，特别是要针对群众的模糊认识，采用教育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解决，把任务要求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不能强迫命令、简单粗暴，要把“铁心肠”变为“菩萨心肠”，把“铁面孔”变为“和善面孔”，把“铁手腕”变为“温柔手腕”。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要教育群众增强法制观念，自觉守法、执法。对个别违纪违法的，则应按行政和法律规定处理。
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农村中许多问题很复杂，有些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弄清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马银录等同志蹲点调研的经验很值得借鉴，这也是党中央一贯的要求。县乡干部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以“三同”的精神搞好调研，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解决群众负担过重问题，就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要求，认真分析为什么过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消除负担过重的因素，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真正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把各级干部的作风建设搞好，农村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即可迎刃而解，农村工作水平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
栗战书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农村经济体制和农民群众思想观念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一些搞农村工作的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依然停留在过去，显得很不适应。哪里出了问题，总是习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的办法去解决。结果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造成干群之间的对立，在有的地方还造成了严重后果。哪个村的工作搞不上去，就认为是村干部的问题，简单的采取组织措施，有的村子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器休村在很短时间里由“乱”到“治”，干群之间由“仇人”到“一家人”的显著变化充分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决当前农村干群矛盾和突出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只有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才能推动农村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进步。
《向农民道歉》这本书还没有写完时我就看到了，很受感动。当时我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负责全省农村“三个代表”学教活动，感到这是推动“三个代表”学教活动扎实有效开展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同时也意识到由此可能开启新阶段农村工作一扇新的“大门”。随后我即到器休村亲自调查，与县、镇、村的干部进行了座谈，也直接倾听了书中部分人物的看法和意见，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感性认识。认真分析器休村问题的产生的原因和变化，联系面上的情况进行思考，确实能给人一些深刻的启示。
——实践“三个代表”，代表群众利益，最根本的是要牢固树立宗旨观念，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器休村的问题和其他地方的问题之所以会发生，最根本的原因都是一些人忘记了党的宗旨，忽视了群众利益，把个人的利益、干部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为了个人的利益、干部的利益，不惜伤害群众的利益。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用“一副铁心肠、一张铁面孔，一双铁手腕”向群众收税费，这样做把群众置于什么样位置？群众怎么能不有意见，怎么能不对立，甚至反抗呢？器休村能够迅速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干部重新树立了党的宗旨观念，摆正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又开始为群众谋利益。农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因此，必须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愿意不愿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前提。时刻牢记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会出大的问题；忘记了这一点，就可能酿成大祸。
——实践“三个代表”，代表群众利益，就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现在的群众，获取知识、政策信息的渠道很多，思想观念、综合素质大大提高了。要搞好农村工作，必须牢固地树立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切忌总认为自己比群众高明，比群众聪明，对党的政策合自己的意就执行，不合意就不执行，信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还有人认为，现在的农民只讲经济利益，比以前更“自私”了，不能相信，难以依靠。这些认识都是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器休村能够很快由“乱”到“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组相信群众是讲道理的，相信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依靠的。他们不是怕群众、躲群众、教训群众，而是深入群众，直接倾听群众呼声，向群众请教解决问题的方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从而很快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实践“三个代表”，代表群众利益，就要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工作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怎样对待错误。农村的干群矛盾问题，一般来讲，乡村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明明错了，却为了“面子”，不敢承认，不去改正，这样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会丧失代表群众利益的资格。认识到错了就向群众承认，知错就改，不仅不会“丢”面子，反而会提高你的威信，获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和支持。器休村干群关系能从“仇人”变成“一家人”，关键一环是镇上党委和主要领导通过用“三个代表”对照检查，认识到了“问题在村上，根子在镇上”之后，没有遮丑，没有怕丢“面子”，而是主动向群众承认错误，向受害的群众登门道歉，以心换心，很快取得了谅解，赢得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否则，“仇人”就不可能变成“一家人”。
——实践“三个代表”，代表群众利益，就要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人认为，现在时代变了，过去一套老作风过时了；工作对象变了，老办法不管用了。这是一种片面认识。确实，时代和对象变了，过去“左”的一套方式、方法不能再用了，但是我们党与群众结成鱼水之情、血肉关系的优良传统作风并没有过时，仍然深受群众的欢迎，仍然是新时期改善和加强党同群众联系的基本方法。有了好作风，难事不难，大事可以化小，问题能及时发现和解决；没有好作风，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难事愈难，积重难返，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党与群众的关系。器休村发生如此严重问题，就是因为丢掉了党的优良作风；器休村问题的解决，也是因为工作组和镇上干部自带被褥，吃住农家，真正实行“三同”，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实践“三个代表”，代表群众利益，必须处理好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把二者统一起来。对上与对下，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因为共产党执政，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执政，而不是为了谋求党自身的特殊利益。近几年，一些地方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领导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个别人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惜牺牲和伤害群众利益。器休村问题的发生，就是因为镇上领导过去只注意了对上负责，一味要求完成税收任务，而忽视了群众收入减少的实际困难。处理好对上与对下的关系，最困难的是在上级的决策脱离实际，与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把谁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必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实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建议修改决策，而不能教条主义的去执行。
农村近几年发生的问题比较多，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负担却在加重。进行深入分析，有工作原因，更有体制原因。比如农业特产税，农民的收入由于市场行情变化和自然灾害在减少，但税收任务指标是硬的，这就给基层干部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在今后的农村中，一方面要认真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继续解决好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研究我们农村的政策问题、税赋问题、体制问题，特别是财政体制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让农民休养生息，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从而能够积极自主的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增加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
郑梦熊
改革开放二十年了，我们可以反思一下，除了把土地承包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我们给农民的实在太少。财政支农量很少，而且大量中间流失，到不了农民手中；农民存款到银行却贷不到款。怎样增收？又怎能不减收？负担怎能不重﹖器休村的事与干部的作风有关，与苹果市场的变化和自然灾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农业特产税太重了。中国农民不是爱闹事的。国家当初设立农业特产税的目的，是为了平衡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收入，想以经补粮，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收的特产税都养了人，被人吃掉了。再说，这个税也收的不合理。同样的土地资源，同样的自然条件，种什么不种什么农民有自主权。种苹果投入得多，得到的效益当然应该多，而农业特产税却想加以平衡，这是不公平的。如果说我们的农业税收政策早改几年，器休村这个事就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体制性矛盾。实际上，征收农业特产税已经不适应目前农村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的结构调整了。当然，农村出现的问题，不光是因为税收，还有干部腐败的问题。不过，那是一些比较个别的现象，这些情况在什么时候都会有。单就器休村的问题来看，主要是农民税赋太重。农业税收政策的不合理也给一些干部提供了多吃多占，贪占集体财物的空间。
我们现在所做的农村税费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向农民道歉，等于向农民承认我们拿得多了，农民负担太重了，但还没有到位。体制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原来的体制必然要形成一种利益结构，要改变这种体制，就要打破相应的利益结构，就要付出成本。让农民有希望的是中央已经注意并开始下功夫解决这一问题。我谈的体制问题，税收是一个方面，还有金融体制、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农民的政治权利和国民待遇问题等等，都必须一个一个的解决。这既是农民作为国家主人应得到的权利和待遇，也是市场经济规范发展和依法治国、以及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的必然要求。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看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当然不能允许和鼓励农民用对抗的方式。但是，如果出了问题，就不能回避，更不能压服。从总体来说，我认为用马书记的方法是上策，尊重农民，理解农民，才能赢得农民的尊重和理解，才不会激化矛盾。
(作者系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处长)
项继权
马银录的一声向农民道歉，让不少的人心灵震颤，潸然泪下。其实，马银录并不是第一个向农民道歉的人。先前李昌平在向总理讲实话时，也对自己为官1７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表示深深地忏悔，甚至认为自己作为“农民的父母官，应该下无数次地狱！”
从李昌平的“向总理说实话”到马银录“向农民道歉”，我们惊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乡村基层干部勇敢地站出来为农民的权益“鼓”与“呼”，这不仅是为了农民的生存，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度，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也不可能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无论是李昌平还是马银录，可贵之处首先就在于他们勇于讲实话。李昌平用大量的事实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马银录则以手记的方式记录了自己驻村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及所作所为，向人们如实地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农民之苦、农民之难以及农民之善良?也正是这些事实，读者们为之震撼，为之动容，为之泪下?的确，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农民的收入并没有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高。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相当数量的农民依然在为温饱甚至生存而奔波，贫困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其实，乡村的矛盾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甚至掩饰这些矛盾和问题。然而，可悲的是，时下不少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政绩，对乡村的困境依然是知而不言、熟视无睹，甚至浮夸造假、粉饰太平；不少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不顾民力、好大喜功，向农民索取无度，以至天怒人怨。
当虚诳成为一种生存的手段甚至行为的常态的时候，真实就显得尤其珍贵。也许正因如此，李昌平和马银录仅仅道出自己知道的事实及自己的真实想法，就犹如石破天惊，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讲真话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但更需要勇气的是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和为民办事的决心和行动。同李昌平一样，马银录所做的不仅仅是向农民忏悔和道歉，也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切实的行动，以解决农民的困难和农村的矛盾。如果说李昌平在棋盘乡的改革陷入困境之后不得不黯然而去的话，马银录在器休村则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他成功地纠正了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平息了村民们的愤怒，惩办了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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