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演讲热”的盛行，已经成为当下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了。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享受拥戴的演讲者，是作家、思想者，那是个文学兴盛的时代，也是个思想活跃的时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推开，经济学家开始成为主角，他们的报告一个接一个，蓝图也是一张又一张。而如今，各地、各级、各类的学术演讲已经使主角变得多元，可以说但凡有点名望的学者都在邀请出席之列。
深阁中的学术，经过学者们的演讲，逐渐走向广场，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从而直接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至大至伟之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学术演讲热”盛行之时，亦有些不和谐音符混杂其间，特别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跟风热”便是一种。
“跟风热”的表现有三：第一，是模仿热。这种“模仿热”一般是从大城市、大单位向小城市、基层单位扩散的，以现有的体制言，此类扩散也无可厚非，但不顾当地的实际条件和能力的模仿，很容易使学术演讲本身变味。有一种情况相当普遍。小城市、基层单位自有学术资源有限，或者是不够自信，开始竞相从大城市、大单位聘请，而大城市、大单位同样不满足于本地的学术资源，转而向海外“借智”。于是，一种本来属公益活动一类的演讲成了一些人赚取利润的商品，“高价讲座”也渐成时尚，一位国外推销理论大师演讲的一张VIP门票的定价是2万多人民币，仅仅是外加了一次与“大师”共进午餐的机会。难怪大学生们要呼吁“少一点‘高价演讲’”。不仅学术演讲形式上的“跟风”，它的延伸产品——学术演讲书的出版，也有竞相比肩，一哄而上的“
热潮”。
第二，是指标化。犹记得二十世纪上半期，不少学术精英的演讲都是在学生的邀请或朋友、同事的力促之下进行的，八十年代的情况也差不多，总之，基本都属民间自发性质。而如今不同，学术演讲成了上行下效的典范之一，更可能是一级官员政绩表现之一种，所以由政府或领导定指标也就不仅是应该，是正常，也是可以应付上面检查的“规范”。只是学术演讲一类的东西，一来颇为具体，本无需政府亲自下驾；二来它本身也有个供需关系，正如经济有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政府的硬性指标，也未见得能起长期的效应。
第三，是“短平快”。一级政府或领导之所以有这样的热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短期见效。如果说“跟风”着重形式，是形式上的偏差，那么认识上的误区则是寄望于“短平快”。在不少人看来，听一次或几次学术讲演便可以迅速提升自身或人们的文化素质。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今天，更是需要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效益。这种逻辑上看似没有问题的推论，问题其实恰恰很大。
让我们先回到演讲本身。学术演讲，在我看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学术会议上的专题演讲和专题发言，这是纯属学术界内部交流的事，与本文的主题无关，暂且不论；另一类，就是普及性学术演讲。上面已经提到，这类演讲主要起一个推广与普及的作用，它更像是桥梁，起沟通知识界、学术界与现实社会联系的作用。无论从沟通意义上，还是推广普及学术研究成果方面，它的实际作用与社会影响都是巨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也应该看到，学术演讲，特别是普及性学术演讲也只是桥梁，并不等于学术本身，它更无法替代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学术演讲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使听众简要了解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某个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并由了解产生好奇或兴趣，但是，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还必须去追根索源，直接接触实际的学术成果。如果把皮毛当作实质，把好奇心的产生当成科学研究，只能算是一叶障目了。
更何况普及性学术演讲也有着很大的随机性。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也可能说不尽相同的话。以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为例。众所周知，胡适是现代中国西化派的著名代表，对传统的全面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倾向，胡适本人也在许多场合说过反传统的话。可是，有一次，在国外演讲时，他的演讲题目却是《中国的传统与将来》，其中大谈中国文化的传统，就颇引得西化派们一阵茫然。学者这样做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口是心非”，实在是因为语境截然不同的缘故。
除此之外，对象各异也是影响演讲内容和取向上的随机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想象作客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面对学理工的研究生们不讲“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而大谈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同样也不能期待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志田教授在史学研究者面前谈文章技法，而不讨论史学范式的转移。而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致力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
对许多学术演讲者来说，他们的演讲不仅因语境或对象不同而有所取舍和调整，而且还有可能是临时所想，即兴发挥，并非经过深思熟虑。所以那种以为学者所言“句句是真理”的期待与信念，也是相当危险的。从学术的角度看，演讲更多地还是反映学者当时的学术见解与学术水平，它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规律，更不可能提供包治百病的良方。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神秘莫测，妄加许诺，那只能是“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的特征，与真正的学术演讲无关。浅见如此，仅供参考，才是学术演讲者的初衷，也是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演讲者，还是听讲者，无此认识，便很难从学术演讲中相互受益。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丁肇中先生最近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就有人就高能物理的几个尖端问题提问。在一般人的眼里，科学大师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很
自然的的事，况且所问询的是丁教授行内的问题。然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丁教授的回答相当干脆，他一连说了三个“不知道”。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任何没有经过实验证明过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最终认定的科学结论，也无需泛泛言说。这就是一个科学家、一个著名学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一个演讲者的基本素质。
优秀的演讲往往是才情、知识、口才与天时、地利、人和等等机缘相凑的结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学术演讲的功效很直截，影响也很广泛，但客观地看，热衷于演讲，也并非学者的正途。对一个学者来说，它主要的工作还是从事研究，写字台、图书馆、实验室、测试台才是他安身立命之地。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整天出现在演讲台前的学者能两厢兼顾，取得惊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以“行走”、“评点”为号召，以“普及文化”为幌子，频频现身于媒体，并且视书斋里的学术为“没有意义”的学者，只能算是“大众文化”盛行时代的“媒介新星”，与真正的学术关联不大。还是北京大学王选院士的自白说得好，一个经常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意味着他的科学研究生涯已经结束了（大意）。因此，我们还必须看到，“学术演讲热”所可能产生的负效应，那就是它可能使浮躁的、表象化的、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甚嚣尘上，学术泡沫竞相出现，而扎实的、严谨的基础研
究及其学科进一步地走向衰落，更可怕的也许是，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研究的精神的最终丧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