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第五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刊有李书磊先生的一篇文章《一篇读罢头飞雪》，内中谈到古巴危机期间围绕战还是和时的惊险跌宕，两个超级大国要不是最高领导者的大智大勇便差点轻启战端，人类前途曾命悬一脉——虽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然而想想当时整个世界就几乎已经万劫不复，还是不由悲欣交集，嗟叹而难以释怀。此文在一片升平之世的假象中，无疑是一个深沉的警醒。核灾难的幸未发生，于今天是否可认为该庆幸呢？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可以和核恐怖道声“bye,bye”？仅就我一直担心的：人们思想中对暴力的崇尚而言，事情就不那么简单。
有人总认为人类总体倾向于和平而不是战争，在我看来这并非完全是真相，至少就世界各国的精英群体而言，好战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在少数。别的国家且不去说了，就来看看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吧。
手头正放着两本书《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以下简称《冷战》）和《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以下简称《回顾》），前者出于前美国《堡垒》杂志副编辑戴维·霍罗威茨之手?出版于六十年代初?后者是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九十年代的回忆录。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这两本书里便袒露着冷战期间美国政要和军队高层多次试图对外动用核武的记录，世界一些国家实际上曾经屡屡与灭顶之灾擦身而过。我就不厌其烦在此一一列举吧：
1、1950年7月12日，正当北朝鲜的军队迅猛南下直指釜山时，一位众议员主张限令北朝鲜在一周内撤军，否则就向北朝鲜的城市投掷原子弹，而众议员们对此发言竟拍手喝彩。（《冷战》P104）
2、中国1951年参战朝鲜后，设在远东的美国轰炸机指挥部司令官埃米特（罗齐）·奥唐奈将军要求立刻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他说，“对他们使用原子弹，他们就会知道鞭子的利害了。”美国和联合国的军队没有用上原子弹，但它们确在朝鲜试用了一种新武器：凝固汽油弹。（《冷战》P113～114）
3、1954年3月，当法国军队在越南受到越盟军队的猛烈袭击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雷德福和国务卿杜勒斯主张使用五百架飞机对越盟军队投掷战术原子弹来阻止奠边府的陷落，他们并主张如果中国介入，北京也要尝尝原子弹的滋味。但这一主张被艾森豪威尔否决。雷德福还曾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过，必须摧毁红色中国，即使需要一场为期五十年的战争也在所不惜。（《冷战》P124）
4、1962年10月27日星期六——古巴导弹危机的顶点之时，肯尼迪总统的文武顾问中绝大多数已准备提出建议，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不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国将对该岛发动包括核轰炸在内的攻击。（《回顾》P109）
5、1964年3月，来自亚时桑那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巴里·戈特华特，在总统选举中在一次演说中，宣扬在越南的法国军队十年前在奠边府被包围时，美国就应该投下一颗低能原子弹摧毁进攻者赖以隐蔽的丛林。（《回顾》P159）
6、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重申了他们的看法，“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并提出为迫使中国放弃其可能的行动，美国应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准备，因为，“进行核攻击将极有可能”逼迫他们就范。（《回顾》P125～126）
7、对越宣战之前的1965年2月27日，麦克纳马拉等人曾请来艾森豪威尔，聆听他对越南问题的看法。艾氏一开始就说，林登·B·约翰逊的首要任务是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并认为轰炸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已到了把报复性打击改为“施压战役”的时机，还说，如果中国人或苏联人威胁要进行干预，“我们应该回话让他们小心，以防灾难（如核打击）降临到他们头上。”（《回顾》P184～185）
8、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曾组织社会各界高人组成“哲人”小组，为越南问题提供建议，在1965年的一次会议上，“哲人”小组中除杜克大学法学教授阿瑟·拉森外，其他人都建议尽“一切”力量防止南越落入共产党之手。其中几位还批评我们目前的行动“太保守”。（《回顾》P208）
9、在越战规模扩大后，越战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增派更多的军队，并要求使战争大规模升级。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声称，他们认为这个计划需要动用预备役人员和国家的全部军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们认识到这些行动可能使美国在东南亚或其地区与中国和（或）苏联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可使战争缩短五年。（《回顾》P242）
10、1967年5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交给麦克纳马拉一份备忘录，极力主张美国部队对北越进行更猛烈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他们认为，入侵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国部署美国部队已变得非常必要，同时，存在对南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极大可能。对此，麦氏说，“他们坚持冒险挑起核冲突的想法令人感到震惊。”（《回顾P282）
列举以上举重若轻于核武之事例令人不由瞠目，读者请注意动辄出言发动核攻击的都是美国高层决策者。更令人瞠目的是一向在我心目中有良好形象的艾森豪威尔和基辛格——两个号称“和平斗士”的人，其实也一样着迷于核武力的神效。“如果使用原子弹有利于国家，那末我从来没有想过美国不应当使用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从事和平》（Waging Peace）一书中如是说。肯尼迪时期的基辛格，也认为美国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苏联，在谈到冷战后的美国对苏政策时，他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地把我们的军事优势转变为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冷战》P345）霍罗威茨指出这句话说明美国人相信技术几乎达到了神秘的程度：这种想法意味着，美国理应能够利用原子弹垄断来取得永久性的政治利益，既不必进行战争，甚至也不必进行战争的威胁，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看来这个世界的运行正应了大哲学家罗素的一个判断：无论掌握了什么样的技术，人都会倾向于去使用它。现在人们常常指责“技术的滥用”，其实反过来一想，技术怎能不被滥用呢？！人天生就有将技术无所不用其极的倾向，哪管它产生的是喜剧还是悲剧。
那些动辄就想到要使用核武器的人，绝非不清楚使用核武器的危险。如此频繁地把动用核武器放在口头的美国军政要人，想来是踏上了一辆轨道是由实力逻辑所铺就的高速行驶的火车。这一点实际上早已世人皆知，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卸任以后就曾深有感触地说，美国人只懂得实力，不懂得外交。二战刚刚结束时的邱吉尔曾经认为原子弹在均势中具有如此的绝对势力，只要西方提出要求，就能使欧洲问题得到解决，苏联领导人除了俯首听命或面临毁灭外很少有什么选择余地。通过显示力量而不是通过协商，就可以达成使俄国人撤退欧洲的目的，二战之后的美国军政精英们也何尝不是这样想，杜鲁门听取“Ｘ”先生乔治·凯南的建议坚持对苏遏制，所依据的逻辑正是美国的绝对强大而苏联在美国的压力面前的必然崩溃。原子弹的威力成为了杜鲁门和凯南们的第一法则。后来苏联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并发展出了氢弹和弹道导弹，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直接反应是加大军事拨款数目，制造威力更大的核武器，而美国的将军们所计算着的也不是如何避免核战争，而是在经历第一轮的相互核打击之后能给苏联带来多大的破坏和美国还能有多少人生存。当算定苏联在核打击下灰飞烟灭而美国还能剩下一半人口时，西点军校和哈佛耶鲁毕业的战略家们都禁不住长吁了一口气。
核战争和军事对抗的危险性终于为后来的邱吉尔所充分意识，冷战开始不久之后，邱吉尔认为应该同苏联人坐下来谈判以达成控制军种竞赛、结束冷战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却说：“有人说，只要能够使哈里·杜鲁门和约·斯大林坐在一起，把‘他们的脚放在同一只桌子下面’——这是这些人用的原话——就能解决任何国际难题……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局势并没有一个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我们从严峻的经验中发现，同苏联打交道的惟一途径是建立实力地位。”（《冷战》P87～88）
上了发条的实力信仰使实力成为了一切，实力的可能后果也因此被忽略不计。经历古巴导弹危机后的罗伯特·肯尼迪就曾深有感慨，他对将军们普遍地主张应该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而且竟然假定苏联人和古巴人不会对此作出什么反应，感到无比震惊。这种状态使“遏制之父”乔治·凯南也忍不住发出感慨，他说美国人“醉心于武力的价值已到了这种程度，他们对任何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国际问题都不感兴趣。”（《冷战》P122）
所幸除了广岛、长崎上空飘出的蘑菇云，核战争到现在为止还未曾发生。我们的庆幸似乎可以归于以下两点。
其一是美国政府文官对武官的有效控制。对此，书磊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已有披露。美国不是一个军人当政的国家，掌管政府最顶层的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等都是文职人员，这构成对军人的武力冲动一个节制。这一制度方面的规约对防止灾难的发生可谓功莫大焉。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迷信这一套文官对武官控制制度的效益，假如，正如李书磊所说的那样，政府最高层如总统、国防部长持右翼倾向，就是狂热的战争分子，那么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又会怎么样呢？写到这里我又想起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卸职之际对美国人的警告——注意美国社会军事—产业复合体的日益扩大。他敏锐地发现二战后十年期间，在美国兴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军事－产业复合体。这个军工复合体到底有多大规模呢？1957年5月，在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拉尔夫·Ｊ·科迪纳的指导下编发的一份政府报告中透露，国防部拥有价值达一千六百亿美元的财产，“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机构”。不仅如此，国防部还雇用着三百五十万人员，其中近一百万人是文职人员。它每年支付的工资是一百十亿美元，超过美国汽车工业工资总额的两倍以上；直接在军事部门中工作的人数等于全国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五角大楼在美国拥有三千二百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在其他国家还另有二百六十万英亩的土地。而且，1960年的一份国会报告表明，最大的一百家公司分得了为数达二百十亿美元的军备订货单的四分之三，它们雇用了少校级以上的退休军官一千四百名，其中有二百六十名将军衔或海军准将衔以上的军官。（《冷战》P318）
艾森豪威尔早就看到军事－产业复合体对美国社会意味了什么。他指出，“在每个城市、每个州议会，在联邦政府的每个办公室里”，都已感到了它的影响，他警告说：“这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权力，它恶性膨胀的潜在危险是存在着的，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冷战》P318） 巨人似的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出现不言而喻也是产生于美国政治制度上的一些因素，而在民主政治的美国它必然又意味着军工右翼既得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获取与干预，这种干预将以制度的方式表现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也就是说，代表军工右翼集团利益的人直接上台执政，或者直接操纵政治决策。
距离艾氏出言警告的日子一过已是四十年，现在这个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影响又有多大呢？现任布什总统的班底中据说多出自右翼，至少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铁杆的强硬保守派。
我们能对这种所谓文官对武官的控制真正放心吗，虽然在未来时代，我们仍不得不寄望于这样的一种制度。
核战争没有发生自然不单纯出于文官对武官的控制，恐怖力量之间的平衡其实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一点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在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以后，美国才认真坐下来同苏联谈判并达成核休战，并在1972年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这对世界来说真是一个讽刺，肯尼迪总统1961年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在螺旋形上升的军备竞赛中，即使军备在增加，国家的安全很可能反而削弱了”（《冷战》P364），国家安全随核武库膨胀反而削弱，使美国意识到了核战争的风险并与苏联一道尽力防止核战争，这无论如何这都令人悚然心惊。肯尼迪总统无疑充分意识到了它的风险，他1963年6月10日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讲中说，“今天要是再爆发全面战争——不管它是怎样爆发的——我们两国总归是主要的靶子。这是一个讽刺，但却是铁的事实：即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是最有被战火化为废墟风险的两个国家”，肯尼迪因此呼吁建立不依靠于实力的和平。（《冷战》P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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