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一代中间，还有多少人能说出胡风这个名字？或能大体了解“七月派”诗人这个群体，懂得“原始生命强力”、“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这样一些理论概念？怕是不多。是的，这一切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与现实社会那些热闹的话题多少显出隔膜，以至于又有“遗忘”和“拒绝遗忘”的问题了。这大概就是岁月的无情。胡风今年要是还活着的话，不过刚刚才满一百岁，有关他的那桩“公案”，发生时间不到半个世纪，而距他结束二十多年牢狱生涯的那个日子还不足三十年，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他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三次平反，更是仿佛如昨，历历在目，可他的名字却开始在社会的记忆中淡远了。但这毕竟是一段伤痛，有切肤之感的人还有成百上千——尽管他们都已步入迟暮，有的甚至不靠拐杖就走不了路，大家的心里还是有许多
没有说完的话。会一会面，或表达诗情、表达爱，或控诉，或垂泪，投身到一个小的范围内，让人觉得岁月可以吞没的东西又很有限。面对这些，思绪不能不如同一团乱麻，一个在历史地平线上漂浮不定的空间，像天边的一朵云彩……这就是笔者10月11日至13日在上海、苏州两地参加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的一种感受。
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角度，召开全国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这是第二次，是借了“纪念胡风诞辰一百周年”的理由。第一次在1989年，理由没有考究，地点是在胡风的家乡、也是他早年求学的地方——湖北武汉。有意味的是，有关胡风的很多论著、传记史料，特别是他的全集，都是此后由他的家乡湖北出版的。同样，路翎的作品集也多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操办，安徽之于路翎差不多也有“家乡”的意义。这次的会议，在上海和苏州召开，自然也不是没有原因，贾植芳先生在开幕式上宣布：上海是胡风先生的第二故乡，是胡先生长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而苏州恰是作家路翎的出生地，会议期间，《路翎：未完成的天才》的作者朱珩青女士，还专门约了路翎的子女们，到苏州的大街小巷去寻访旧地……很显然，它也包含着相当的感情因素。这次会议的缘起，与王元化和贾植芳先生大有关系。两位老先生对胡风及其理论的研究热情早为学界熟知，在桃李芬芳的复旦大学和苏州大学，不乏老先生门下对于胡风及“七月派”研究硕果累累的高足。就贾植芳先生而言，心头还有别一番滋味：他在“胡风事件”中所吃的苦头，一言难尽。对很多“七月派”老先生们来说，所谓讨论会仅仅是个机会。这个机会被创造出来实属不易，据说经费不足，还接受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者的资助，方得老友重逢、弟子云集。为此，八十七岁高龄的贾植芳先生兴奋不已，不用别人搀扶，坚持迈着龙钟的脚步，手中高举着酒杯一桌一桌的敬酒，那个炽热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人，给上海的九龙宾馆凭添了一份浓浓的家庭气氛，它一直延续到苏州的东吴饭店。
这无疑是个大家族。胡风和“七月派”诗群的研究队伍，近年来正在逐渐壮大，许多与会者都情不自禁地发表了“四世同堂”的感慨。据了解，此次会议的举办者最初动议只准备邀集五十人左右，没想到落实过程中竟扩大到一百六十多位。会议开始，尽管完全多余，但主持者还是郑重强调了一遍：1955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大冤案，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接着，让胡风的夫人梅志先生说话。她已经八十八岁了。望着前排白发苍苍的老友们，她慌忙挪开了面前的麦克风，起身向大家深深鞠躬，说：“我不会说话，我就是感谢大家！”就是这位瘦弱的老人陪着丈夫坐了二十多年的牢。她是“左联”的老战士，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碎片中，每一块瓦砾都刻下了她的人生苦涩。
我相信接受了梅志先生的“感谢”，所有人心里都不好受。胡风的彻底平反已经几十年过去了，颠倒的历史早就颠倒过来，而实际上胡风还只是从“第一故乡”走到了“第二故乡”。会场济济一堂的一百多号人相对于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实在微渺得可以。一位先生发言，首先亮出一套日本邮票，是小林多喜二的头像。他说：这位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当年是被“鬼子”整死的，可人家现在居然又为他出纪念邮票了！而我们的胡风……这位先生无论如何想不通。想不通什么呢？具体也说不上来，胡风的文集出了，回忆和传记文章已经多见于报章书籍，研究胡风、“七月派”做论文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按说是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但是，心头仍旧不得痛快。
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在张罗出版胡风“三十万言”全文单行本，特意约了老诗人邵燕祥写一篇序，邵老先生就写了一篇《不可逃避的沉重阅读》。文章结实得很，果然沉重，像块石头，连血带泪，把当年胡风写“三十万言”时的天真交代得淋漓尽致。过去有学者认为，胡风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的“真”，而鲁迅当年说的是他的“直”。一个“真”字加上一个“直”字，不免就像长满了细刺的仙人球，不但抓起来扎手，就是谈一谈也富于刺激性。于是，邵燕祥的这块“石头”就只能留在同道之间“内部把玩”了。“三十万言”的全文单行本也许还会如期出版，可没有了这篇事先约好的序言，算怎么回事呢？
在那些习惯于“笔端常带感情”的严肃学者眼里，这的确很是个问题，他们有理由大放悲声。之于新一代的研究者，事情恐怕就简单得多。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学术理论价值，需要的是真正的学术理论批评。就此而言，或许只要有个比较切近的理论文本就可以了。在浪潮滚滚的校园，不乏全世界文艺理论最前沿、最时髦的观念、体系，连话语的语词也都是非常地道的硬通货。要给任何对象做一番诠释都不是一件难事。坐实到胡风的文艺理论上，这次人们阐释最多的还是他的现实主义观和对于作家主体精神的探索。如果我们把思考“现实主义的路”看作是胡风从鲁迅那里所获得的最好的遗产，那么，他的“现实主义的路”与“主观战斗精神”就有机结合起来了。因为，现实主义的路可以指引追求进步的作家从实际出发，达到最后的“真”。而“真”正是胡风精神特质的显著标志。
人们发现，胡风文艺理论就理论本身而言，还谈不上有十分完整和周密的体系，它总像一根根导管，无论从哪个切口进入，最终都会在作家主体的精神品格上聚到一点。这似是胡风作为诗人、作为文学编辑和组织者，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真正的或最主要的价值所在。由此，人们对胡风的追问，是对于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理论体系、还是对于一个个体所代表的精神符号的追问呢？这个问题显得有点绕，不妨假以时日进行深入地探讨。从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所提交的论文来看，多数表现出对胡风及“七月派”诗群人文精神的思考热情，比如，由“胡风集团”潜在写作的整体特点，探究苦难中的坚守与个人主体性的回归；由胡风编辑经营策略中的“异端”因素，探究他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生态现代化的实践之路；由胡风对政治运动的屡屡“误读”，探究其受难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文学史上的位置与意义；由胡风的“上书”与毛泽东的“按语”之间存在着的内在联系，探究胡风作为鲁迅的传人，与鲁迅精神、与一些典型的“七月派”作家如路翎们精神之间的相通与隔膜等。总之，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比理论长进重要的多。一些代表的即兴发言更是目标明确：“七月派”这么一大批精神战士，均出生于“五四”时期，成长期则在“五四”之后，没有经历过“五四”精神的洗礼，因而他们能否胜任启蒙的重任？教育人者先要受教育，启蒙人者先要受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之后的一代人动不动以文化精英的形象出现，肯定会导致一些问题。鲁迅当年看到的是前方的“无”，而“七月派”们看到的是前方的“有”，有无之间的区别值得深思，假如当年去延安的不是周扬而是胡风，假如胡风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观，历史可否出现另一番景象？还有人将同出身于农民的毛泽东、鲁迅和胡风联系起来考虑问题，结果，所有的矛盾斗争成了文化内讧，历史开始失态，一些经典的结论也不能不风雨飘摇。
真正的问题在于，历史并没有过去，一切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正因如此，很多话题都呈现出谜一般的诡谲。然而另一方面，积尘又是那样的厚重，对于事实的记忆在快速地消失。所以，说“胡风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的同时，又说“现在讨论问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于是，人们注意到八十年代末期以一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撩开胡风研究幕布的李辉。他是贾植芳先生“文革”后“重开山门”的首批弟子之一。在这次会上，李辉结合考证1955年查禁“胡风分子”著译作品的两份史料，发出呼吁，希望大家都能沉下心来致力于史料的搜集工作。据说他在完成《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以来，一直坚持收集相关史料，认为这对做学问的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目标。因此，李辉每到一地，逛旧货市场是第一要务，找原始记录，不光是名人的，民间记忆可能更真实。
在这里，李辉显然基于这样一个判断：“胡风事件”确实已经进入历史话语。而历史是善变的，尤其是靠少数活着的人来转述，更是很不可靠。但是，活着的人总得要说，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苦难中走过来的老先生们声泪俱下的控诉，本身就是一份史料。新一代的研究者不能不长耳朵。只是，在用耳朵的时候，还得睁开眼睛，耐心地听着，更要耐心地去看，有时就得对自己棒喝一声：拿证据来！这恐怕就是李辉的用心所在。
毕竟时光走得不远，试图从旧货市场找回历史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那么，就让我们放弃那些无谓的诠释与为时过早的争议吧，趁那只历史的小手还没有冰凉下来，赶紧抓住它，让所有的人都说话，让每一片字纸都说话，这才能让历史开口，对我们说出真话，才是对那些为诗而受难的精英们一个实在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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