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Mathew Ricci），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尽管他也让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人物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可他却远远没有达到徐光启针对中国国情为他设计的驱佛补儒的目标；但是作为一个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传来中国，又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绍介给西方的中介者，他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促使欧洲人向本土之外传教的物质诱因，在于他们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哥伦布抵达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印度之路，麦哲伦完成首次环球航行，提供了海外殖民扩张的基本前提。
但是，第一个发现中华庞大帝国价值的耶稣会士，却是利玛窦的前辈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因为日本人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并且接受它。于是他决定要尽快使中国人从迷信中皈依。其实，在将近三个世纪前，中国的大门曾经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敲开过，但后来多疑的欧洲人又在他的身后把门关上了，因为他那神话般的狱中记述，被多疑的欧洲人当作了旅行家骗子想入非非的动人故事。此时，通往中国的条条道路，都严密封锁着。沙勿略没有放弃，他甚至用两百金币的胡椒作为礼物，购买犹豫不决的商人友情，换取他们对自己偷渡的帮助。然而，这种奥德赛式的冒险导致的是，除了流言中出现的一线希望之外，再没有了任何希望。虽然沙勿略豪爽地说，为了拯救中国人，他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当中国人还在过着无忧生活的时候，这位企图用献身拯救他们的上帝使者，口中喃喃着“大卫之子耶稣，怜悯我吧”的祈祷，于1552年的12月，病死在珠江口外的上川岛，这里距中国海岸约30海里，离他所期望的目的地，是真正的在望了。
十分凑巧，利玛窦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降生在意大利的Macerata城。利玛窦是家中八个孩子的老大。父亲行医，曾在教皇邦担任行政长官。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19岁时，利玛窦申请加入耶稣会，这是一个以布教的创新精神享誉的宗教团体，会士们都以在新世界里从事科学工作和长途旅行而著称。1572年，他进入耶稣会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在听了著名的科学博士兼数学大师克拉维乌斯（Christophoro Clavius）的授课之后，便要求派去远东。Clavius在拉丁文里是钉子的意思，所以利玛窦在中国称他的恩师为丁先生。这位钉子先生的确给了利玛窦十分扎实的数学以及其他训练。五年后，利玛窦被批准前往印度传教。
葡萄牙人远渡浩瀚无际的海域，驻足在中国的海滨，并被那里的居民称为佛郎机（Franks），这是对欧洲人的称谓，后来又被用来称呼机巧的欧洲武器。佛朗机们是强健的战士和征服者，中国的地方官们把附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他们作为贸易的据点，这就是澳门。
1583年的夏天，利玛窦陪同会友那不勒斯人罗明坚（Mmichele Ruggieri）前往广州，罗是利玛窦来到东方的同船兄弟，并且曾经到达两广总督驻地的肇庆。时任两广总督的是福建人陈瑞，这是一个小心谨慎而又确凿无疑的贪官，罗就是用带褶的衣服、三棱镜和铜表之类的玩意，令总督大人允诺他们到省城广州居住，并发给了盖有关防的文书。但不巧的是，宫里传来旨意，陈总督因某些风流罪过罢官，所以当他们到达香山的时候，遭到了拒绝。两人准备冒险混上一条客船，但因奇特古怪的相貌，终于没有逃过旅客们的慧眼，他们只好废然而返。
适逢香山知县的父亲去世，他丁忧三年的守制，给了神父们一线的转机，他们再次通过送礼获得了前往省城的许可，但实际上，他们是被当作俘囚而押解去的，理由是他们携有免职总督写给广州海关道的书信。应该说收礼的代理知县完全做到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且这个灾消得十分地富有中国式的创意。
海关道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并且答应了他们留驻的请求，但因为察院大人即将抵达，为了避免他对自己的弹劾，只好让两位神父火速离开。
茂盛的希望几乎又归破灭之时，失望的深渊中突然出现了生机。肇庆知府王泮派人来到澳门，以总督批准可在肇庆建堂居住，邀请神父们前往。之后的事情似乎就比较顺利了，虽然还有过被遣返澳门的舛途，但利玛窦自肇庆立足而后，至韶州而南昌而南京，最后终于如愿到了天子脚下的北京。
在沙勿略之后，耶稣会士们便制订了新的传播福音方法，就是强调适应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在创建中国耶稣传教团的时候，年青的利玛窦们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情，他们把时间用在了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上，他们结交官员士绅，博得了一片的好感和赞叹。利玛窦后来被指责过分关注发展与儒家杰出人物的关系而不是布教事业的进展，但利玛窦所担心的，却是假如过分追求基督徒数字的增长，也许会导致多年的成果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因此，利玛窦对于自己深入中国真正目的有所隐瞒，连和他交往颇多的中国士人也未必清楚。写了《焚书》的李卓吾，曾经送给过利玛窦神父一把题了自己短诗的纸扇，可对方暧昧的西来意，他仍然不能明白，他说：“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
太愚，恐非是尔。”甚至，在后来写给万历皇帝的奏疏上，利玛窦也是一派仰慕天朝文物伏乞收纳不胜感激待命之至的文牍套话，于所负命耿耿的传教，只字未提。
利玛窦是一个博学的天才，他善于制造日晷、地图、地球仪和沙水报时器之类的精妙仪器，这些稀罕物中国人大多从未见过，所以成为深受好奇学者欢迎的礼物，他也正是凭此——当然还有其他，奠定了和他们长期的良好关系。他相信，耶稣会接近上层阶级，就可以最好地促进上帝更大的光荣，这种官本位的立论，果然是慧眼的洞见。垂钓人类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们的灵魂落入他的网中。这位大西西泰利先生说，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以为自己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这一事实。
一张挂在墙上的地图，让中国人感到了极大的震动和迷惑不解，地竟然和天一样是圆的，中国也不过是挤在许多大洲东边的一个角落里而已。聪明的利玛窦遵从王泮的建议，将地图放大后用中国字标注，并以《山海舆地全图》的名称刊印，为适应中国人的口味，他把中国安排得多少占据着中央的地位。就此利玛窦评论道：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看来利玛窦对地图的改造，其实是用上帝的名义打出的狡猾诳语。
然而直到清朝末年，这种中国必须占据地球中央的天朝意识，仍然顽固地存在着，所以维新人士还得做重复的启蒙开导：若把地球详来参，中国并不在中央。其实在那之后，这个安排似乎也仍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
地图让利玛窦声名鹊起，甚至皇帝也传旨将这种图案用丝织在屏风上，分发给自己的儿子们，这让利玛窦始料不及喜出望外，用他的话说，实际上正是这有趣的东西，使得很多中国人上了使徒彼得的钩。这是上帝的安排吧。
梁启超说，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术之输入。但，这或许不如说，望远镜之应用于天文观测，也是利玛窦传来远西奇器的结果更加直白可观。
刚到中国时利玛窦是身穿僧服的，苏州人瞿太素建议他改穿儒生的冠服。这个建议深得利玛窦之心，他也已经体会到文士在中国的地位是远远超过僧人的。从此，在中国人眼中，利玛窦们就再不是洋和尚而是洋儒生了。在如此“本土化”的装饰下，操着汉语，糅合附会中国的文化，用诸如把“天”这样本土的概念解释为上帝之类的煞费苦心，西泰利先生步履从容地实施他的合儒补儒超儒，耐心等待这串葡萄的丰收。
瞿太素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学习数学的第一人，这个对仕途不感兴趣的败家子迷恋上了黄白之术，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异端的天才，他拜利玛窦为师，醉心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并且动手制作罗盘、日晷、象限仪之类精巧的东西。
另一个皈依了基督的天才，是叫作保禄的徐光启。这位后来在崇祯朝直作到文渊阁大学士的文定公，用优美的中国文字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的前六卷，定名《几何原本》，这本书的流布，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境界；由他建议并主持的《崇祯历》，引入了格里高里历，这种历法从清初一直使用到近代；宁远锦州战役中使用的西洋火炮，更是熹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所有这些，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师从利玛窦学习的历算、天文和火器诸术。
1610年5月的一天，利玛窦和朝廷的来客谈话后回到驻地，感到筋疲力竭。他一向患有偏头痛，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虽然自觉恐怕病将不起，但他并没在意。神父们找来城中最著名的六位医生，也许洋人的脉象出乎常理，开出的三种药方，没有带来任何效果。惟一感到满意的只是病人自己，他慈祥地依次和神父们谈话，然后在11日临近黄昏的时候，他坐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去寻找自己的天国了。
按照阁老叶向高的说法，这位伟大人物应得的远远超过所要求的东西，他配得上享庙和立像。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以代理监督西班牙籍会友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神父名义的上疏竟然得到了皇帝的钦准，在平则门外约五分之三英里的一片旷敞的乡间，有一座宫里某太监名下由别墅改建的寺院，这里就是钦赐给利玛窦神父的墓地。不知道万历爷是否还记得这位长着一部大胡子的泰西人。不过大胡子呈献的自鸣钟皇上该是不会忘记的，那只小的，皇上随时要听它打钟，大的，则专门让工部花了1300两银子搭了座楼来妥帖安置。大胡子本来是想用这些讨得一大群女人和太监之中惟一男人的愉悦，然后有朝一日劝他受洗，就像当年罗马皇帝一样，从而高屋建瓴地改变中国人的信仰。然而他终于走在了前边，就像他的前辈沙勿略那样。
平则门就是阜成门，利神父的墓碑今天仍然立在二里沟。利玛窦晚年时曾将他在中国的传教经历记录下来，同会神父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返回欧洲的途中，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于1615年刊行，这就是著名的《利玛窦札记》。对金尼阁，陈垣曾有介绍：金尼阁者，比利时人，利玛窦卒年至中国，曾集利玛窦笔记为腊顶文中国开教史。所谓腊顶文，即拉丁文。开教史，则来自本书的原名《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基督教远征中国云云，听上去像是轰轰烈烈荷枪实弹的宗教战争。
书则是一部有趣的书，一般认为它最有意义的历史项目，是揭示了契丹就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而不是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所认为的另一个国家，这其实是耶稣会世俗兄弟鄂本笃（Bento Goёs）越过兴都库什山后的发现。这是一个严肃的意义，其实此外书中还有许多活泼的内容，因为那是几百年前一个外国人眼睛里生猛鲜活的印象，和我们对自己的观察，十分不同。而这不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影响着今天的欧洲人。譬如，利玛窦在介绍了欧洲人所完全不知道的茶和漆之后说，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在南京的一次元宵节上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在说到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时，他说，他们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久暂来衡量事物的，是为自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
对科举考试，他描述为在哲学领域成名，并将秀才、举人和进士，分别对位于西方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于是在他看来，这个帝国委派的官员，都是文章写得好的哲学家。因此，人们更愿意学习文科而不愿从事武职，这对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是更合适的。
当然，本书并非意在对中华帝国进行批判，它其实只是写给欧洲人的读本而已。不过，有时候利玛窦先生还是显得略略尖刻了。譬如他说，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帝国的一大祸害，为患之烈甚至难于找到任何另一种活动比它更加是罪恶的渊薮了。
今年正好是利玛窦来华（1582）四百二十周年，这位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把托勒密（不是更先进的哥白尼）和欧几里得介绍给中国的神父，应该不仅被研究者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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