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是对１５００年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二十世纪文化论著中的经典之作。作者雅克·巴尔赞为美国著名史学大师，他为这部巨著所写的“作者的话”文字不多，但其中关于历史、关于历史研究以及关于自己的叙述非常平实深厚、中正睿智，给人教诲良多，令人肃然起敬。特此摘编，以飨读者。
只看年号便知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在进一步深究后，还会看到西方过去五百年的文化也将同时终结。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正是恰当的时候，应该依次回顾一遍我们这半个千年来伟大卓绝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
我还可以借此机会描述一下目前的衰落中某些可能未被注意的方面，把这些第一手的资料留给感兴趣的后代，并说明它们同那些得到普遍认知的方面的联系。不过，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生气勃勃、积极向上的内容：这本书的对象是那些喜欢阅读和了解艺术与思想、礼仪、道德与宗教以及这些方面活动的社会背景的人。我揣想，这样的读者喜欢有选择的批评性论述，不喜欢不置可否的大而全的叙述。再进一步揣测他们的喜好，并且为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我尽量用口语的方式来写，只偶尔流露一点学究气。
本书与所知的一些出色的历史著述有所不同，它涵盖的时间包括现在，所以我特别花了心思来安排书中各部分的次序。联系在文化史中至为重要，因为文化是一张由许多线织成的网；没有哪条线是自己织成的，也没有哪条线是在一个确切的日期，比如像战争爆发或政权交替这类事件发生的日期，被一下子切断的。通常被称为标志着新思想问世或文化方向改变的事件只不过是突出的标杆，而非界墙。在书中，我对这类事件时有描述，但各部分的划分并不取决于它们。各章节的划分是在重新思考过去，辨别出了最清晰的格式后自然产生的。它们由四场大革命所框定——宗教革命、君主制革命、自由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些革命彼此间隔大约一百年，它们的目标和理想至今仍然指导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撰写此书期间，朋友和同事们常常问我花了多少时间准备。对此，我只能回答：我的一生。我自二十年代末期开始研究不同的时代和人物。在研究中，我发现了意外的新天地，得出了与一系列定论相左的结论。在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审查了我发表的著作后，我看到可以把我的发现串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里面介绍了原来湮没在历史中的值得了解的人物，也描述了已知人物的新特征，并对人们熟悉的观点，尤其是对关于我们今天的优点和麻烦的历史来源的流行见解进行了重新评价。
我不期望读者会彻底满意。谁也不愿意听到自己长期信奉的观点受到质疑，更不用说找出理由来为一条曾经被奉行而现在却受到普遍谴责的原则或政策开脱——比如国王的神权或宗教迫害。在我们这个如此宽容、开通，而且意识形态如此厌恶暴力的时代中，如果想要说明十六或十七世纪的时代特征有其道理，一定会触怒正直的人们。然而，如若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之所以存在的道理，我们对现代思想和道德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
我并不赞成皇家统治，也不赞成迫害或任何其他大概已经消灭的罪恶。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表示我没有从流于现行的偏见。在争取达到历史学家的超然和同情的努力中，对付我自己的偏见就够我忙的了。如果像兰克说的，每个时代在上帝眼中都有其存在的道理，那么在人的眼中它至少应当得到同情。
超然不一定意味着客观。每个观察家都有某种方式的偏见，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对偏见无法警惕，或者说所有偏见都造成同等程度的歪曲，或者说偏见受到控制同对其大肆宣扬同样糟糕。比方说对艺术，发现自己的盲点就做到了“客观”——超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避免贬低那些无法引起自己共鸣的东西。然后还应把他人经研究做出的判断宣告于世。
因为我认为我们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些事件和人物与以前人们所了解的不同，所以我必须偶尔以我自己的名义发表意见并提出理由说明我为何持不同看法。我希望这样文责自负不会使一些评论家们因此而把这本书定为“一本固执己见的书”。我要问，哪本值得一读的书不是这样？如果亨利·亚当斯只是对吉本随声附和、处处模仿的话，我们也不会珍视他的作品了。
关于己见这个问题，威廉·詹姆斯思考后得出结论说，哲学家们给我们的不是对世界的转述，而是对世界的看法。同样，历史学家提出的是对过去的看法。好的历史著作不仅合理可信，而且有无可争辩的事实做坚实的基础。事实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事实的选择和组合却因人而异。看法就是通过排列事实的格式和其中的寓意来传达的。各个历史学家也正是以此种方式来补充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多读几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就会越来越多地了解历史的错综复杂。要想绝对准确无误地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恐怕只能求诸上帝了。
虽然我谈到此书时采用的是作者常用的主人性口吻，但其实它是一种大协作的产物。我这一生中从别人的思想中，从阅读中，从老师那里，从我和我的学生们、同事们、朋友们以及陌生人的谈话中获益匪浅，领悟良多；去各处的旅行开阔了我的眼界，艺术家们的作品使我自孩提时代就得到智力上的磨练，享受心灵上的愉悦。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这来自各方的巨大恩惠简直使我承担不起。若要把这些给我以教益的人们一一列举，名单会有电话号码簿那么长。我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深深的感激之情。
机缘也是帮助我成书的一个因素：家庭背景、生活时代和出生地形成和指导了我的写作：失眠和长寿——纯偶然的因素——使得一闪即逝的见解有机会一次次重现而得以澄清确定。研究文化史的人最明白他不可能全靠自己取得成功或提出卓有新意的见解。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每个思想和行为都起源于你死去了或活着的兄弟们的行为。”他这自我警策的话坦率地说明了他作为作者所处的地位，也确定了撰写历史著作的原则。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美］雅克·巴尔赞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0月版，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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