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大概无人不知“科学”，“科学”被赋予“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兴国的纲领性举措之一，科学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但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在中国传播科学、使科学在中国扎根而筚路蓝缕、厥功至伟的任鸿隽和他创办、经营的中国科学社呢？我也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现代科学思潮、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时，才知道、了解了任鸿隽和他的伟业。钦佩之余，不禁感叹历史的健忘，当然，与那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有意”被遗忘的。因此，在尘封数十年后，《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记忆的“恢复”，意义不容低估。今天重温他们的辛勤努力和坎坷际遇，更给人价值非常的启示。
1912年岁末，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此时已经二十六岁的任鸿隽怀着寻求救国之方的理想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两年后的一个夏夜，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要爆发，国际形势分外紧张，一直关心国事的任鸿隽与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不能不思考、讨论在这紧急关头他们这些海外学子能做一点什么为国效力。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因此决定办一个专门向国人宣传科学的杂志。1915年元月，由任鸿隽为主要发起人、大家集资创办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这年10月，他们在美国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任鸿隽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会长（中国科学社社长）。而后，他又先后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1918年秋，他离美归国，中国科学社也移回中国，此后他便倾全力于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
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的例言中，他们说明了自己付出巨大精力创办《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初衷：“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转输贩运，未遑多让……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表新知创作之机关，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1920年在学社第五次年会和庆祝社所和图书馆成立的开会词中，任鸿隽明确说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有了这两种不完全的现象，那末，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学社的组织，是要就这两方面弥补缺陷。”作为私人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经费完全自筹，会员会费无疑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在筹款、经营和组织管理方面，任鸿隽表现出了杰出的行政才能。他深谙中国国情，与学界、商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广泛接触，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捐助。在任鸿隽的苦心经营下，中国科学社蒸蒸日上，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科学》月刊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停刊止，共出刊三十二卷近四百多期。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中国科学社又于1933年创办了《科学画报》，先是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发行量曾达二万以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们还刊印了多部论文专刊，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这两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在上海和南京创办图书馆，收藏大量中外文科学图书、杂志和学报供公众阅读，其中不乏珍品。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为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之一，更是国内私人团体设立研究所之嚆矢，意义重大，当然也困难重重，“此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他们深知科学术语的准确应用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该社重要事业之一，早在1916年就在《科学》杂志进行了名词讨论；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由国家统一译名工作，但相当一部分是以科学社已有的工作为基础的。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科学社还举办多次科学展览，举行科学报告会，设立奖金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著述，参加大学、中学的科学教育，组织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为各界提供科学咨询，创办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推进科技图书和仪器制造业的发展……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个民间私人学术团体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至为不易。这也说明，“民间社会”的力量何其伟大！而民间社会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也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中国传统也有很强大的非政府的民间社会，但传统的民间社会大都不是开放的，而是具有“私”的性质，如会馆、宗族祠堂、行会等，主要是对“内部人”开放，具有地域性或血缘性，以“家长式”管理为主。而现代民间社会或曰市民社会则是一种“自由人的协会”，具有“公共性”，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平等。在这种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戊戌维新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895年春“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意识到仅靠朝廷是不够的，应造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推动、促进维新事业。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经常集会，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种种新知识，还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强学会的每次演讲，都吸引大批听众，影响日大。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之先声，意义重大。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正是在维新运动期间，中国兴起了前所未有的创办学会的热潮。到1899年9月“戊戌政变”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兴办各类学会就有七十余个。有政治性学会，也有各种专门学会，如算学会、测量会、不缠足会、农学会、法律学会、地图公会、工商学会……虽然政变发生，各种学会被迫解散，但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挡，几年后各种社团又遍地而起。确如谭嗣同言：“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也。”此处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即指政治虽然未改变，但社会结构已经变化。及至辛亥军兴，建立民国，虽以后几十年中“国家”政治一直混乱不堪，腐败黑暗，但市民社会却在蓬勃发展。正是这种市民社会的强大，为民间私人团体中国科学社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基础。
1949年，神州风雨起苍黄，这的确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结构以国家所有制为核心进行社会改造，这样，一切资源都为国家掌握。作为民间私人团体的中国科学社，自然也要被改造。1951年已有三十五年历史的《科学》杂志停刊；1953年初，《科学画报》由上海市科普协会接办；1954年，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调往中科院有关研究所；1956年春，科学社的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和购书基金交给国家；1956年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合并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合并到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则合并于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1959年，在“大跃进”、“总路线”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中国科学社的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八万余元的款项全部上交国家。这时，任鸿隽提出希望由中国科协再办《科学》杂志，不使其长期中断；但这个毫不过分的小小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
历史表明，当所有资源都为国家掌握时，“社会”必然消失。这样，如果国家政策正确，一切都可顺利发展；而一旦国家决策失误，诸如发生“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混乱，则无任何其他因素可以纠正或减低种种损失。也就是说，当国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社会可以作为另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弥补国家的不足或失误。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可以划定国家行动的边界，活跃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与国家应是一种互相制衡又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国家真正繁荣稳定。“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任鸿隽先生在近九十年前提出的这个标准，确是智者的真知灼见。
张 剑
与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任鸿隽积极投身革命，成为推翻帝制的一员。与大多数革命者不一样，袁世凯当政以后，他既没有躺在革命的功劳薄上，与袁政府同流合污；也没有继续革命，与袁政府进行不共戴天的斗争；而是选择了建设国家的道路，留学美国，“为将来国家储才备用”。对比中西，他以为科学乃是建国、富国、救国之工具，团结同志、组织科学学会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于是宣扬建立“学界”，并积极行动，与同道创建了对中国科学发展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国科学社。与当时大多数“科学救国”论者停留于“空谈”不一样，他一直认为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是发展中国科学的惟一正途，乃大力宣扬科学研究，并积极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以后无论是担任大学教授、校长还是就任中央研究院职务，或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他总是本着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理念，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推展。同样令人瞩目的是，任鸿隽的“科学救国”理念与一般仅停留于“技术救国”层面不一样，他将追求科学真理、进行纯学术研究作为发展中国科学的不二法门，看做是科学家之本质特征。
一、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
1904年，十八岁的任鸿隽冒籍巴县参加科考，在一万多名童生中名列第三，成为最后一代秀才。但时代毕竟不一样了，同年，任鸿隽考入汇聚了留日学生、新学堂毕业生，还有革命党人的重庆府中学堂，那里不仅传授新知识，有算学、物理、化学、英文等课程，而且教员学生一律短装，上体操课，进行军事训练。在这里，任鸿隽从革命党人杨沧白（杨庶堪）游，读梁启超《新民丛报》、孙中山演说小册子，“渐不以校课为满足，而时时作改革运动”（第678页）。
1907年任鸿隽到上海入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革命党的大本营”，任鸿隽入学后第一件事是剪辫易服，“虽由此冒革命党之嫌疑，不顾也。”（第678页）在这里，他结交了大批朋友，如胡适、杨铨、但懋辛、张奚若、朱经农等。在朋友的帮助下，任鸿隽翌年东渡日本。
1909年，任鸿隽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成为晚清政府的“官费生”。在享受国家“俸禄”的同年，加入同盟会，进入反清排满的“革命共同体”。与革命党川人喻培伦、黄复生等交往，亲见他们制造炸药受伤，乃选习化学以明了炸药制造的原理，为革命作贡献。“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以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第679页）“吾是时所最感快乐者，即平时好友不知其同属革命党人，偶于秘密会中遇之，于狂喜之余，交情亦愈浓厚；最痛苦者，广州之役，亲送许多至友前往参加，一旦败耗传来，真如天崩地裂，万念皆尽”（680页）。他也以文字宣传革命，发表《川人告哀文》、《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等，慷慨激昂，极尽渲染之能事。此外，从章太炎习国学，“在学问方面，自己认为值得的，恐怕是从章太炎先生读了几年国学”（707页）。
武昌首义后，任鸿隽弃学回国，参加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鸿隽担任临时大总统秘书，担任起草文告等工作，孙中山《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院文》、《祭明孝陵文》等均出自他的手笔。南北议和，任鸿隽和几个秘书处的同事决定再到国外继续求学，议请政府资送留学，不想却引发了民初“稽勋局大派东西洋留学生”。由任鸿隽拟具呈文向孙中山申请，不意名列首位的他却未获批准。胡汉民希望他不要出洋，留下继续工作，而且说这是蔡元培的意思。蔡说民国初建，希望他多贡献力量，不必急于求学。参议院方面也要他担任地位很高的秘书长职务，友朋们劝他留下来担此重任，但他留学志愿已决。
与当时大多数革命者以胜利者自居、恋栈官位不一样，在“官本位”的中国，在世人共趋政治与革命之时代，像任鸿隽这样以国家建设为矢的一类人，实在值得历史学家们的重视。
留美前，任鸿隽在其革命生涯中，已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政界大佬胡汉民、熊希龄、汪精卫，教育界名流章太炎、蔡元培，同辈学人杨铨、何鲁、胡适，还有谭熙鸿、吴玉章等，这些社会关系成为他后来创建中国科学社，并维持其发展的重要资源。
1912年冬，任鸿隽与杨铨等以稽勋名义留美入康乃尔大学，从此，在他个人的生命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革命青年”转变为“科学救国”的留美学生。任鸿隽回忆他选择康乃尔大学的缘由说：
吾等何以独赴康校？以同行诸人志习政治经济及社会科学者为多，独吾与杨君志在科学，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在此校，时时以康校风景之美以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盖吾人出外游学，于所学功课外，尤应注意两事：一为彼邦之风俗人情，一为朋友之声应气求。是二者皆于每人之学成致用有绝大关系，康校于此二者皆曾与我以难得机会（第682页）。
在康乃尔大学，任鸿隽与杨铨等创立了中国科学社，开始了宣扬科学的征程。
二、创建中国科学社宣扬科学
任鸿隽在康乃尔大学继续学习化学工程，“此时思用化学以兴工业，不为制造炸弹之用矣。”为了进一步深造，康乃尔大学毕业后，他又到哈佛、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学习之余，任鸿隽广泛参加留学生界的活动，担任学生会职务，发表言论，倡议中国建立“学界”。任鸿隽认为“学界”的有无与一国之强弱有极大关系，建立学界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安定、国人诚心向学，其手段有学校和学会。他批评民国以来，国人虽知建设重要，但共趋政治一途，“于学界前途，未尝措意”，“侈言建设而忘学界，是犹却行而求前也”（第9页）。
由此出发，他聚集同道于1914年6月在康乃尔大学创建了中国科学社。创建之初的主要目标是以科学宣传为救国之手段，创刊《科学》，将他们在美国朝夕相习的先进科学知识传播给国内的“父老昆季”，内容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理论知识和科学发明、科学应用等实用知识，其他相关政治的论说与那些无关实际的清谈玄想不得刊载。
此时的科学社以股份公司形式将《科学》杂志作为一种生意去做，这自然是受到“实业救国”思潮影响的结果，他们还要融入“实业救国”大潮，“鼓吹实业”。但这样的形式与手段根本不能达到真正振兴中国科学之目的。1915年10月25日，科学社进行了第一次改组，成为一个纯学术社团，分别设立期刊编辑部编辑《科学》、书籍译著部编译图书、图书部筹设图书馆、分股委员会管理分股事宜与年会学术交流等。
美国经历铸成了任鸿隽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并不是数学、物理、化学等具体的学科门类，而是“西方近三百年来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在他看来，只要是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的研究，无论是相关自然界还是人类都是科学。他认为中国之考据具备科学的方法与精神，只是因为取材和所期望的目标不同，得到的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因此，对西方科学的介绍应取整体主义的态度。
任鸿隽在《科学》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五大类：一是科学通论；第二类是相关专门科学，主要关注化学，集中在新化学元素的介绍与化学名词的审定等方面；第三类是科学的应用；第四类是科学史；第五类是呐喊鼓吹进行科学研究。
提倡科学研究的第五类文字是当时科学宣传与呐喊中最为特殊的声音，对中国近代科学影响最为巨大，却是今日论者甚少注意的环节。过去，研究者们大多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五四时期的科学，没有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具体发展切入，这一“理路”自然很难厘清五四时期科学宣传者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思想只有在生根发芽后才具有真正的作用，科学思想也只有在科学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影响。
三、宣扬科学研究与推展科学之志业
任鸿隽一再指出科学的发展需要科学家们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勉励国人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早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上，任鸿隽就满怀忧郁地指出中国科学社存在的缺陷：“但有一件，为他国科学社所最注重，进而言之，为他国科学社精神所在，而我们中国科学社所尚未议及的，就是自己设立实验室以研究未经开辟的高深学问。”中国科学社成立时，科学已进入大学，大学成为科学发展的推进器；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工矿企业设立的专门科研机构也已大大发展，那些过去对科学发展贡献很大的科学学会如皇家学会已经变成了荣誉性组织，专注于学术评议与奖励，不再进行科学研究了。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科学社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研究，任鸿隽解释说：
大凡一个组织，必须有体有用，然后其组织不是无根的木、无源的水，可以继续发达。外国的学社，但有以谋科学的进步为宗旨的（如英国科学促进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皆是），却没有但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的。因为能谋科学的进步，这开通民智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了（第104～105页）。
任鸿隽对中国科学社科研工作的未来作了乐观的展望：有几十个实验室，最有学问的社员在其中，用培根的方法研究世界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出版的期刊书籍，不仅是学校的参考书，而且是各种科学研究的基础。
以后，任鸿隽在《科学》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科学研究。他介绍国外的研究机构有大学及专门学校之研究科、政府建立之局所、私家建设之研究所、制造家之试验场，这四类研究机构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他心仪的是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和镭学研究所。通过对巴斯德研究院和镭学研究所的分析，他得出结论说：“科学之发展与继续，必以研究所为之枢纽，无研究所则科学之研究盖不可能。反之，欲图科学之发达者，当以设立研究所为第一义。”1920年，在中国科学社第五次年会上，任鸿隽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及其科研组织的完备，表征一个国家的进步。
1922年8月18日，任鸿隽与同道们创建的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正式宣告成立。同时，中国科学社进行第二次改组，不失时机地将社务重心转向科学研究。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中国科学社从一个纯粹的宣传科学的学术团体转变为一个以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为主要目的的学术组织。
任鸿隽还就任过其他一些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职位。1920年秋应蔡元培聘任北大化学系教授，不久受教育总长范源濂之请，任教育部专门司司长。1923年冬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25年初辞职。当年夏天，范源濂就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邀请他担任专门秘书，从此介入中基会工作。1935年出任四川大学校长，1938年继庄长恭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不久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在中基会的二十多年间，他努力实现发展科学的理想，陈衡哲也认为其夫君留美回国的事业中，“尤以中基会为最能使他发展其对于科学的抱负与贡献。……他曾利用中基会的经济辅助，尽量的在全国各大学去奖励科学的研究与工作；又遣送有科学天才的青年，到欧美去留学。对于国内的科学研究事业，……他也尽力的给予经济及道义上的支持”（第747页）。中基会在科学教育方面，以培养中学师资为重点，在大学设置若干“科学教席”；在科学研究方面，在人才设备已有基础的科研机关设置“研究教授”，延请名家进行科学研究，另外还设置“研究奖学金及助学金”，以培养鼓励人才；在科学应用方面，对农、工、医等方面以集中原则予以补助。中基会对中国科学事业最大的推动应该是与尚志学会合作成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资助大量的科学研究课题。
四、科学之真理追求与科学家角色之定位
与整个近代中国“科学救国”理念主要停留于“技术救国”层面不一样，任鸿隽将追求科学真理、进行纯学术研究作为发展科学的不二法门，看作是科学家之本质特征。早在1914年发表《建立学界论》、《建立学界再论》中，他就鲜明地指出，中国科学要发展，国人必须诚心向学。他批评当时留学生留学只为求出身，得学位。在1916年发表的《科学精神论》中，指出科学并非当时朝野上下所认知的“奇制、实业”，而是“非物质的，非功利的”，对科学“当于理性上学术上求”。科学“以自然现象为研究之材料，以增进智识为指归”，“故其学为理性所要求，而为向学者所当有事，初非豫知其应用之宏与收效之巨而后为之也”（第69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科学精神存在，所谓科学精神，“求真理是已”。
一个人要具备科学精神，必须具备崇实、贵确两个基本要素。而当时国人不仅缺乏科学精神，“神州学风，与科学精神若两极之背驰而不相容者，亦有数事”，一为“好虚诞而忽近理”，一为“重文章而轻实学”，一为“笃旧说而贱特思”。此数者不去，“日日言科学，譬欲煮沙而为饭耳”（第73页）。后来，他对科学精神进行了新的阐述，除崇实、贵确而外，察微、慎断、存疑也是科学精神的基本特征。“我们要说的完备一点，还可以把不为难阻，不为利诱等等美德，也加入科学精神的条目里去”（第359页）。
在1919年发表的《何为科学家》中，任鸿隽对科学与科学家之求真本质进行了更为充分的阐述，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家角色定位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是他回国时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的整理稿。为了让听众明白科学家的本质含义，他首先阐述了科学的内涵。第一，“科学是学问，不是一种艺术”。所谓学术，正如古人所说“不学无术”，学是根本，术是学的应用。中国人一直自豪虽然我们的“形而下”艺术不能与西方媲美，“这形而上的学问是我们都有的，未尝不可抗衡西方”，其实“我们所谓形而下的艺术，都是科学的应用，并非科学的本体；科学的本体，还是和那形而上的学同出一源的”。科学是“形而上”的学问，为科学在传统学问中找到了可以栖息之所，扩展了科学的社会影响。第二，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在任鸿隽看来，中国文化不及西方之所在，就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而科学所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现象，科学家们所注重的是“未发明的事实”，这样科学家不仅要像中国人一样读古人书，了解前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事实，进行成年累月的观察和实验（第183～185页）。
在此基础上，他对科学家社会角色进行了定义。“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一个科学家的养成不是大学毕业或者博士毕业就成的，得了博士学位后，“如其人立意做一个学者，他大约仍旧在大学里做一个助教，一面仍然研究他的学问。等他随后的结果果然是发前人所未发，于世界人类的智识上有了的确的贡献，我们方可把这科学家的徽号奉送与他”。在任鸿隽看来，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必须对人类的知识作出独特的贡献，因此他与他同船回国的同学根本不能被称为“科学家”，最多只能称为“科学家”的预备人员而已（第185～186页）。任鸿隽的演讲充分体现了科学家对其自身社会角色的自觉。
正如任鸿隽自己所说，他以过渡时代之人物，“初时沉没于科举学校之潮流，继乃展转于普通中学之限制，迄至生年二十有九，始正式在外国大学毕业。是时已人事复杂，聪明消磨，学业之终无所成”。（688页）终其一生，任鸿隽不是在试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是致力于科学之推展，以救国建国的先驱者。
智效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继承五四运动的两大传统——民主与科学方面，总是表现出一种厚此薄彼的态势。这就使“民主”的命运远远不如“科学”的遭遇。也就是说，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科学比民主更容易受到重视和青睐。
以专业选择为例，在大多数人眼里，科学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学问，而且安全系数也很大，所以大家都愿意接受“科学”教育，从事“科学”工作，有一种重理轻文的倾向。但实际上，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却存在很大误区，这是我读了任鸿隽著述之后的最大感受。
任鸿隽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先驱者，据说“科学”一词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流行起来的。作为科学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为中国科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多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却很少有人注意他、研究他、纪念他。因此他的理想、事业便后继乏人；他的奋斗、追求也成了南柯一梦。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就不仅是发掘了一位被人遗忘的先哲，还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思想认识的参照——它使我们发现，多年来大家在继承和弘扬五四的科学传统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失误。
纵观任鸿隽对科学的理解和阐释，我以为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是科学的起源。
一提起科学，许多人都把它与国家兴亡、民族振兴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任鸿隽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没有科学，但是却不能把科学与这类功利性目的联系在一起。因为真正的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这也是科学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些外在的功利目的而不是为了内心的求知需要，科学是不会产生、也不会健康发展的。他指出，为了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要，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甚至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与陈景润在“文革”中不顾一切地求证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道理。
任先生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或者是改善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追赶西方，却又不晓得科学的起源和科学的真谛，其结果只能像洋务派一样，陷入舍本逐末的老路。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自己当年为了革命、为了制造炸弹而选择化学专业，也是不对的。总之一句话，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没有单纯的求知好奇，没有真正的内在动力，无论他们的口号多么响亮，目的多么高尚，也不能使中国科学走上正确的道路。
第二是科学的精神。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八个字。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上述重理轻文的专业选择倾向，考虑的往往不是是非，而是利害。这与科学精神是相悖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种背景下，怎么会培养出真正的科学家呢？
近年来海外华裔科学家屡获诺贝尔奖，但大陆至今还无人得此殊荣。这是为什么呢？以我看除了体制的原因外，从个人的角度来检讨，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竺可桢说，要想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必须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任鸿隽对这种科学态度的解释是：“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至于）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这也提醒我们，科学研究是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活动，如果你总是以种种理由，给科学家加上一些必须遵循的条条框框，那就只能对科学事业造成伤害。
第三是科学的功用。
当今社会，总是把科学技术相提并论，这就很容易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我前面说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科学比民主更容易受到重视和青睐。其实被重视受青睐的往往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许多纯理论研究不仅经费无着，而且后继乏人，原因是技术比科学更“有用”。这种急功近利的观念是多少年来基础科学倍受冷落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从每年的高考招生中不难看出。考生们对技术型、实用型热门专业趋之若鹜，说明社会上有一种不正之风，它容易让青少年把科学技术当成捞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把个人的兴趣、爱好，特别是那可贵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置之度外。这种情况，用任鸿隽的话来说叫“为利而学”，而不是“为学而学”。这也是中国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如此可悲的状况，是中国科学事业举步维艰，发展缓慢的症结之所在。
由于洋务运动的前车之鉴，任鸿隽最反对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他指出，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不是科学家的最初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他把科学当作发现真理的惟一法门，把科学研究当作学者的天职。他认为，技术是枝节，科学是根本，如果只重技术不重科学，我们还会重复当年洋务运动的老路。
在抗日战争中，任鸿隽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第四是科学的教育。
任鸿隽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他对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一个人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葛利普先生的一个观点：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99％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鸿隽说过：“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因此他最反对以科学的名义向青少年灌输所谓信仰和理想。他认为这样会扼杀他们在智识上的好奇心，与欧洲中世纪宗教专制思想没有两样。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科学社虽然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但是自1914年成立以后，就成了我国科学事业最权威的领导机构，这与英国皇家学会非常相似。到了1948年，任鸿隽似乎预感到什么，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发展学术天才。”然而没过多久，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60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于是，中国科学社的“英年早逝”，就成了中国科学命运的一种象征；上述所谓“厚此薄彼”的感觉，也可能是一种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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