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王福湘教授的新著《悲壮的历程》，以为很好，想写篇短文介绍，却又有一点犹豫。因为，他在后记里说，此书在写法上，想学我的那一本《1957年的夏季》，还说“不知学到了几分”哩。我来作文推荐，会不会被认为是表演双簧、互相标榜呢？转念一想，如果我能够举出点材料，讲出点道理，或者不致招来这样的讥评吧。
这本书的副题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而这一思潮，可以说是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时开始的，几经发展变迁，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叶。以一本不足四十万字的著作，论述八十年间的史事，一年还摊不到五千字。据我看来，作者所重视的，是提出自己不同于传统说法的新见解来。当然，由于剪裁取舍手法的高明，繁简适度，书中还是提供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料，供读者自己思考。可以看出，作者掌握的材料，包括书中引用了的和还没有引用的，相当丰富。他正是从对这大量的材料的研究中，才产生了自己的新见解。而一些取巧的作者，不肯花力气去研究原始资料，就只能人云亦云地因袭陈说了。
下面，举几个这书中的例子。
1928年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都是以鲁迅为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都写到这事的，写法通常只是分辨理论上的是非得失，而王福湘指出了他们的这种心态：“他们之所以把鲁迅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是因为不推倒鲁迅这个老权威就不能树起他们的新权威。蒋光慈在《鲁迅先生》一文中的讽刺的评说生动地暴露了这种心态。”岂止一个蒋光慈，就是书中下文接着写的杜荃即郭沫若 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所反映的，不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吗。借用鲁迅在《新的世故》中的一句话：“病根盖在肝，‘以其好喝醋也’。”
谈到这一场争论，通常总是将创造社太阳社并提的，王福湘指出了这两个社还是有一点差别：“总的看来太阳社比创造社的态度要稍好一些，左派幼稚病的程度稍轻一些，对自己没有那么狂妄，对对方没有那么粗暴，也比较注重文学创作，虽有‘标语口号式’文学倾向和‘题材决定论’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 等简单机械的见解，尤其对时代和国民性看法肤浅和盲目乐观，但其态度确实在建设新兴的革命文学，在这场文化批判运动中名声固然不如创造社大，而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贡献是并不比创造社小的。即如对待鲁迅就不像郭沫若、成仿吾那样苛酷。”
谈到“左联”与新月派的论战，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战，这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鲁迅坚持了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的正确路线。自然这种正确也还是相对的，视新月社为敌的立场就带有‘左’的倾向，鲁迅在‘左联’成立后为帮助冯乃超攻打梁实秋而写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更不无自己也反对的辱骂之嫌。至于梁实秋的理论和批评中所包含的某些如实和合理的成分，左翼文坛的确缺乏而且当时不可能有冷静的态度去分析，这是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的。”
在“左联”同主张文艺自由论的胡秋原的争论这一问题上，这本书也不同于过去那种简单化的一边倒的论述，指出胡秋原的文章“对阶级内外的关系和阶级性的复杂表现作了颇为全面的分析”。认为“他们的文章中确有不少合乎文艺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成分，对左翼文坛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尤其是胡秋原引经据典的分析评判，其‘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似不在左翼之下”。而“参加论战的左翼诸人不同程度地表现‘左’倾，连鲁迅也不例外”。
在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上，胡风是个大题目，本书指出：“胡风是鲁迅的事业、道路、传统和思想精神的最坚决、最积极、最热烈、最真诚的继承者、宣扬者和捍卫者。”对于他的那一本闯下了滔天大祸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书” ，本书作了很好的评价，说它“以驳论与立论相结合，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封建文化传统融合而成的权威理论的全面抗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鲁迅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这里有一个问题：胡风的文艺思想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王福湘在书中举出了不少例证，显示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与鲁迅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讲话》中，对鲁迅的崇高赞誉和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矛盾同时并存，如果借用以前大批判中的用语，可以说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书中引用了文学理论家冯雪峰对友人牛汉说的一句私房话：“《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这当然不是冯雪峰个人的发现，胡风也是看出了这一点的。于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在政治上，胡风拥护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运动，拥护以毛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拥护和尊敬毛本人，可是他又并不赞同至少是并不完成赞同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怎么办呢﹖人们看到的是，他声称赞同毛的观点并加以引用，却按照自己的需要作出解释，这些解释当然就并不符合毛的原意了。王福湘说，这是他“思想上的苦衷”。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何其芳、林默涵，指责他们“独出心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殊不知他们正是属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好的代言人。《历史决议》论毛泽东思想，说是“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扬、林默涵的那些论文，都应该认为是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王福湘正确地指出：“林默涵、何其芳的依据正是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决非‘自我独出心裁’。胡风用上书‘清君侧’的方式进行英勇地抗争，在策略上犯了一个绝大的不可挽回的错误。这种斗争方式表明胡风在‘主观精神’上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忠君思想和个人崇拜等奴隶的根性，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也是悲壮的。”对于这一事件，书中作了这样的总结：
1955年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如果说四十年代的王实味案拉开了序幕，那么，从胡风集团案开端，发展到反右，最终达到“文革”高潮，在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打击目标、运动方式、罗织罪名的手段和使用的语言、大清洗的结局及灾难性的后果等等方面，都是一脉相承、愈演愈烈的，其中也包含了必然的历史的连续性。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惨痛的教训：必须实行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特别要警惕和反对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从这个观点来看围绕胡风问题发生的全部政治文化现象——“胡风现象”，具体的文艺思想上的是非之争也许还是其次的，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以胡风等人的实际行动延续了五四传统和鲁迅精神，以一批文化精英的悲剧昭示出中国封建主义的深沉痼疾，为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的建设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难得的经验，在中国革命现实
主义文学思潮史、中国新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转折性的悲壮一页。
就从上面摘引的一些段落，可以看出这书的新意了。作者在清算旧说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本书的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主流地位必然终结”的命题，指出：“在变化了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正逐渐从过去超负荷的政治使命下解脱出来，走上自由自觉的道路，回到它本来的位置。和伟大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必将因全国经济及文化教育的巨大进步而宣告终结。鲁迅精神永垂不朽，鲁迅永远是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楷模，但鲁迅时代确乎已经过去，鲁迅般的巨人似也不会再生。这恰为马克思发现的经济与文学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供了新的例证。”
如此说来，王福湘的书，写出了这一思潮从始至终的全部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