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文革”后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等思潮开始的，与当年热烈的场景相比，最近的学术界却似乎淡漠了这两个文学潮流。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当我们重新回顾“新时期”之初的小说创作，总觉得那只是一个过渡时代，尽管它曾强烈地激起灾难之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想象，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却不免有着过渡时代所特有的幼稚，在审美性方面，似乎也不值得过多地加以关注；另一方面，这些文学潮流自身的发展缠绕着许多政治文化的复杂因素，要揭开历史的迷障，清理围绕这些潮流的种种概念和问题，以新的思路进行系统的解读，确实是一件需要学识和耐心的工作。所幸的是，在目前这种相对的清寂之中，这些研究正越来越学理化，并且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前两年出版的许子东
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青年学者何言宏的《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以下简称《中国书写》）一书，则将“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这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放置到相关的问题情境中去，重新进行详实的梳理，对“文革”后知识分子写作从其与文学体制的复杂关系、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叙事模式及小说文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他的学术创见。
“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如何来认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写作，除了寻求更加合适的理论支撑之外，如何将它们与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性因素联系起来，认识当代知识分子写作的生成过程及特殊意义，在厘清有关既定话语及历史概念的同时，寻找一种深度阐释的可能，则是摆在所有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在《中国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何言宏成功地将当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放置于“文革”后现代国家的现代性想象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制度安排的总体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以具体的文本分析，阐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这项巨大的现代性工程的参与同构抑或是艰难超越的过程，揭示了现代性话语起源时期的知识分子外部与内部的言说困境，可以说，这些困境至今仍然是缠绕着知
识分子写作的重要问题，因而，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与概念，不仅对文学潮流与文学经典作品具有重读意义，同时也涵喻了作者对知识分子当下生存与写作的现实处境的理解。
一、自觉的理论运用。在本书中，何言宏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埃里克森的“身份认同”为理论资源展开研究。葛兰西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文化领导权”的概念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文化领导权，而不是仅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在这场文化能力的对抗中，既有主导集团的支配、统治和从属集团的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不同集团为了换取其他集团的支持与信任而作出的妥协与让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等理论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而作为二十世纪西方人格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埃里克森的“身份认同”理论在中国心理学、文学等领域产生了较重要的影响。在何言宏的研究中，“文化领导权”和“认同”理论的引进并不只是一种写作的策略，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适用性。应该说，在这个对理论创新普遍焦虑的时代，“文化领导权”与“身份认同”已不是什么时髦理论，但作为西方政治和心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它对具体地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文学却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正如有的论者所曾指出的：“在二十世纪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势、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在这种时期，各种文学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或协调或不协调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势的。”（朱晓进：《文学与政治：从非整合到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化思潮管见》，《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5期）而“文化领导权”理论，正为何言宏深入理解和阐释“伤痕”、“反思”小说提供了一个更加契合的视角，他正是以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来研究个案，从而努力揭开“伤痕”、“反思”小说思潮中的历史迷障，梳理“文革”后知识分子通过写作与领导权之间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解读它们之间规范与疏离的话语表达的真相。
在引进埃里克森的“身份认同”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的时候，何言宏作了十分耐心而细致的工作，他的“革命认同”、“人民认同”、“知青认同”、“启蒙认同”等划分与论述摒除了以往研究中的含混性，将这些不同的身份认同背后作家主体深刻的策略性和局限性揭示出来，更加清晰地描述了“伤痕”、“反思”旗号下不同代际作家之间不同的主体意识，以及这种主体意识与意识形态、转型期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分析出不同的身份认同对于“文革”后知识分子写作的影响，文化领导权又是怎样通过作家的身份认同来规范和制约其话语讲述的。
二、强烈的问题意识。在这个强调文学的审美自足性，强调文学表现心灵的时代，“伤痕”、“反思”小说文本的粗糙常常使得很多研究者或以不屑一顾或仅以有限的认可取代对历史现场和复杂问题的研究，主动放弃了深度阐释的努力。而在《中国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独创性正在于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过程。对那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总是于复杂的“问题情境”之中深刻地追问它的政治的、文化的、作家创作心理上的动因，并以这些问题来统整全书的框架。例如在重新研究“《苦恋》风波”时，作者便认为：“我们在研究‘新时期’文化领导权的话语规约时，一方面要研究话语规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目的，研究它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之中，以何种规范性话语规约何种异质话语，另一方面，更要研究文化领导权体系在进行话语规约
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内部分歧，以及这种分歧的弥合方式，这些问题不仅相当重要，而且还饶有趣味。”通过围绕着《解放军报》和《文艺报》为代表的文化领导权体系内部的意见分歧及其最终弥合方式的深入分析，作者认为：“通过对《苦恋》的批判，由异质话语所导致的话语紊乱状况终于结束，一种新的、甫才生产的‘元话语（metadiscouse）’在对作为他者的异质话语的话语规约之中，通过不同的言说主体，如文化领导权体系自身、领导权体系之分歧的另一侧畔，以及遭致规约的异质话语的言说主体，不断进行着‘元话语（metadiscouse）’的重申工作，从而建构了主流意识形成所迫切期望的话语秩序。”
在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中反“左”话语与“反封建”话语的时候，作者注意到这种反“左”话语的启蒙对象主要是由极“左”思潮所造成的政治上的“现代专制”和思想文化上的“现代蒙昧”，而“反封建”常常是现代性症候的“封建性”误指，从中揭示出“‘伤痕’、‘反思’小说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当时的主流话语间的‘共谋关系’，这种同一性的‘共谋关系’，虽然影响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纯粹品格，但是，却也是大量的‘伤痕’、‘反思’小说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保证”。从当代文学史的深远背景看，作者在这里对“伤痕”、“反思”作家文化心理悖论的分析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写作仍然是富有深意的。
三、严密的分析论证。当代文学研究中许多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来自研究主体的判断力，更主要来源于当代文学自身所处的复杂多样的总体环境，而处于建设期的当代文学学科同样处于这种复杂性之中。所以，当代文学思潮和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又常常被认为具有与生俱来的难度和无法摆脱的纠葛。因而，对问题复杂性的把握，对文本的理解，对真假难辨的“历史记忆”的选择与辨认，都对研究者提出了学养的考验。在本书中，作者不仅重视思潮与关键性问题的理解评述，还注重对大量的历史细节和亲历者体验的把握、体味与辨认，在努力构建研究框架的同时，还有对文本的精彩重读与深度阐释。可以说，作者对“文革”后知识分子写作的阐释空间有着较多的展开与突破，这种展开与突破往往来源于他对历史与文学细部的分析与考量。
例如在本书第二章“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与话语规范的确立”中，作者通过对《人民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张光年日记等大量文献的阅读梳理，经过复杂的统计分析，从作协、作家身份、出版、评价等机构性组织方式等入手，考察了“文革”后文学与国家体制构建之间的深层联结。这种将结论建立在如此缜密扎实的实证基础上的研究，正如丁帆先生在序言中所曾指出的，是一个“看似十分简单却又异常艰辛的理论实践”。
本书的最后两章“现代性叙事的历史性重构”和“‘工具文体’的早期突破”，对转型期各种叙事模式和文体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对缠绕其中的各种作家主体、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成规的内在关系进行总结，揭示了“新时期”之初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下知识分子写作中的悖论与问题。如在对张弦的《记忆》这部“历史反思”型的小说进行分析的时候，何言宏便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篇以强调‘记忆’作为叙事目的的作品却要刻意地‘鼓吹忘却’？作为一个同样曾经身受迫害的作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明显矛盾的命题？”通过对作品中不同人物和具体场景的深层分析，将表现在“历史记忆”权力面前的现代等级关系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出“反思小说”的人道主义话语一方面肯定作为“类”的人的价值，一方面又拒斥个人的记忆与价值的内在
的话语悖论。
《中国书写》虽然只是针对“伤痕”和“反思”小说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个案，但是它却以充分的论证给予我们目前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以相当丰富的启示，那就是应该重新认识处于二十世纪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建设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复杂关联中构建开放而丰富的问题情境，并且在这种联系与问题情境中，寻找更独特、更具“现场感”的阐释角度，从而揭示知识分子写作复杂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命运。
（《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何言宏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版，1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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