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陈学霖教授有深刻印象，多是从他研究八臂那吒城与北京建城传说开始的。他从民间传说入手，发现了元朝、明朝与北京历史的诸多关系，进而发现大、小传统之间的交融互动，可谓以小见大，具有方法论意义。这为自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以来，传说与历史之互证研究又增添了一个范例。
陈学霖教授之近作《明代人物与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系其《明代人物与传说》一书的姊妹篇，如果说传说口碑亦可谓史料之一种，那么这里钩稽的则主要是与明代人物有关的文献史料，由于史料是我们认识过去的惟一桥梁，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读也就成为几千年中，中外史学家一贯关心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的乾嘉学派还是西方的后现代史学，都概莫能外。
从书名便可看出，本书在内容上确如作者所言“主要关涉人物与史料”。人物部分的研究并未关注那些声名显赫的帝王将相，而是主要集中在明代的外籍宦官，如朝鲜籍宦官、安南籍宦官，另外还兼及朝鲜籍妃与奉使暹罗的明朝官员林霄、姚隆二人。陈学霖从这些以前少人问津的人物那里也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重要问题，因为对这些人物及其活动的了解，对于认识明代前中期的政治史，尤其是明朝中国与朝鲜、暹罗等国的宗藩关系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海寿——永乐朝一位朝鲜籍宦官》与《宣宗朝鲜选妃与明鲜政治》两文主题看似无关，而实际却有密切联系。海寿乃洪武年间李朝太祖李成桂遣送入明廷服务的一员阉人，陈学霖通过钩稽李朝《太宗实录》及《世宗实录》中的相关史料，发现海寿曾七次被遣回本国为使者，为成祖向朝鲜国王索取各种物资，而影响尤为深远的乃是索要朝鲜处女，并在其中为成祖选择妃子，因此宣宗朝的朝鲜选妃无非是永乐朝该风气的延续。陈学霖通过对朝鲜籍宦官的活动及成祖、宣宗选朝鲜妃这两个问题的细致分析，展现了明前期明鲜的宗藩关系，同时也就史家对宣宗的惯有评价进行了重新探讨。
又如对安南籍宦官金英、兴安生平事迹的考证，其实是细致描绘了在英宗土木覆师北狩，朝廷危难之际的诸多政治事件，如郕王朱祁钰（后之景泰帝）摄政、辩论迁都、于谦主战却敌、南宫复辟等重大事件，通过碑刻材料，对金英、兴安的生平重新梳理，既补充了正史资料的不足，又加深了对明朝前中期宦官政治和宫廷政变的了解。陈氏广泛搜罗材料，钩稽出一些在中国史料中默默无闻的人物，通过对他们生平事迹的描绘与分析，在明朝前中期的政治史领域独辟蹊径。
书中有六篇论文是将史料作为研究对象而专门写就的作品，其中既包括正史，尤其是实录，也包括私家撰写的史著及明人文集中的相关史料。对于实录等正史，陈氏通过广征博引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对于私家著述，他则在介绍著者的生平、作品之外，大量摘抄书中史料，再进行细致的注解和考释。应该说明的是，除了将史料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外，陈学霖更多的是在书中展现了如何将史料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材料和方法，其从细微处入手，广泛搜罗材料，再经过仔细的爬梳和勘察，发现和解决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疑难问题，这种治学方法实在值得研治中国历史者努力学习之。
认真阅读之后，我觉得该书在研究风格和学术价值上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在挖掘史料上尤见功力，其学术价值也主要体现在此。在本书所收的十篇论文中，陈学霖或发掘珍稀难见之史料，或爬梳整理前人未注意之史料，其用力之精之勤，可见一斑。如俞本的《纪事录》一书，为记载元末明初群雄起事之重要私史，因著者俞本曾为朱元璋亲信冯（国）胜麾下之先锋，亲历征伐陈友谅、张士诚诸重要战役，大明开国后仍任军职，随明军招抚元室诸王，翦除地方草莽，晚年将自己从至正十一年到洪武三十年间之亲历闻见记述成书，故而其书的史料价值实在可观。不过今日大多史家都是通过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及其名著《太祖实录辨疑》中所摘录之《纪事录》方略知俞本其人其书，因为近人皆以为该书已于顺治七年（1650年）毁于钱氏藏书阁绛云楼之火，没有存本流行于世。但陈学霖先生经过广泛搜求，却发现此书仍幸存，即今日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题天启张大同改编之《明兴野记》二卷，该书有著录云：“《明兴野记》二卷二册。明俞本撰，张大同删定。明刊本。”陈学霖以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摘引《纪事录》史文与该书核对，发现张大同“删定”本并未做刻意改动，大致保存了原貌。陈先生在文中通过钩稽《明兴野记》中的资料，将俞本生平及其书之内容与史料价值做一概述，并计划将原文注释成单行本，相信这一稀本的发现必定会大有利于治元末明初之史者。
又如在《张居正〈文集〉之闽广海寇史料分析》一文中，陈学霖就选取《张居正集》所收书牍中有关隆庆至万历年间活动于福建、广东地区的海盗的资料，并参以《实录》的记载及当事人之有关奏疏书简，做了详细的注释。其实，张居正的文集一直是史家研究张氏生平及其宦迹的基本典籍，也向来为史家们所重视，但其文集中还收有不少张居正于隆庆、万历年间询问或答复闽广总督关于进剿海盗的函札，而此类函件前人却多有忽视。因此，陈先生此举无疑是扩大了研究明末东南沿海海盗问题的史料范围，在如何运用和拓宽史料的方法上，对史学工作者也不啻为一个启发。
其次，考证详实，不囿陈说。在本书中，除了对史料的发掘与运用颇具陈氏特色外，陈学霖教授对史料的详细考证更是深见功力。如在《明太祖“龙飞”官史“塑像”之分析——〈太祖实录〉史料探源举隅》一文中，陈氏试图透过对官修《太祖实录》史源的分析，考究明初官史塑造神化朱元璋帝皇形象的经过及意义，因此分类摘录《实录》中记述朱元璋“龙飞”（自出生至即皇帝位后）的历程中若干则神怪灵异事迹的史文，对每则史文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剖析其史源及其增饰与改造经过，其考证之精细、详实，确实令人折服。举一个小例子说明之，陈氏在剖析官史对朱元璋身世的塑造时，曾引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所收之《朱氏世德碑》及永乐二修《实录》之总裁、翰林学士解缙编撰之《明帝典》的《题词》一篇（该书已佚，但存该篇），与《实录》
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郎瑛所收《朱氏世德碑》出处不详，但陈学霖通过对碑文的仔细推敲，发现碑中只说“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并不言及宗族世系，而所叙先祖名字自五世祖仲八公以下皆以数目字出之，此为宋元间百姓之习惯，至元璋龙飞之后，追封先祖，始有名字及庙号。因此，陈氏便由此推出该碑应系朱元璋发迹前述作，再通过与《实录》等相关材料的比较，梳理出了官史将朱氏从一个普通农民家族提升为贵胤大族之后代的过程，可谓精彩。
正是基于详实、细致的考证，陈学霖也往往能够做到不囿于陈说，持论公正，有独创性，推翻那些穿凿附会、流传广泛的说法。如《宣宗朝鲜选妃与明鲜政治》一文，陈氏就利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大量材料，梳理出明宣宗朱瞻基从朝鲜藩国征召处女为后宫，以及向朝鲜不时索要善于烹饪的妇女入侍以饱口福，求索“海青”（又称“海东青”，乃鹰之珍品，最便于飞放）等事件的经过。陈氏以此认为明宣宗实则爱好声色禽荒，纵情游猎杂戏，因此，明代官史以及诸多后世史家对宣宗的勤政爱民和宣德美政的大肆歌颂，是有失实之处的。
又如《海寿——永乐朝一位朝鲜籍宦官》一文，作为永乐朝的宦官，海寿之名见于成祖《太宗实录》一共五则，而明朝史乘记其行事也止于此。前人咸以为海寿为汉人，并且极少关注其人其事。但陈学霖先生从李朝《太宗实录》及《世宗实录》中钩稽史料，发现海寿实乃原籍朝鲜，曾七次被遣回朝鲜为使者，因此对海寿的研究，就可以“为永乐朝朝鲜籍宦官奉使回原籍的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明鲜宗藩关系作一个案研究”（该书第127页）。另外，陈先生在详实考证的基础上也对诸多不为前人注意的历史人物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如对明代安南籍宦官金英、兴安，成化朝奉使暹罗的林霄、姚隆等人，陈先生将这些共同参与了同一历史事件的人物组合，进行对比研究，在钩稽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评价，不仅持论较为公正，更是发现前人未曾注意的历史问题，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最后，以个案切入进行研究，在每一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背后，都包含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从该书各篇论文来看，陈学霖先生是相当重视个案研究的，其实在历史学的人物研究领域，个案研究实在是一种最通常和可操作的研究方法，因此这似乎并算不上什么特色。但是陈先生的个案研究却不同于一般的具体某个人物的史学研究。因为陈先生并不是随随便便挑一个人物，然后长篇累牍地介绍其生平事迹，最后做出评价，而是先有了明确的问题意识，再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指导下，选取可以以小见大解决那些问题的具体而微的个案。或者说，陈先生的个案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并不是从人物做人物，而是从人物的问题切入，试图探讨的却不仅仅是人物。如陈学霖对朱元璋“龙飞”过程的官史“塑像”的分析，就不仅仅是想考察官史对明太祖崛起过程和明兴的塑造，更是试
图“为中国帝皇的神化作一政治与史学史的个案研究”（该书第25页），并引用欧美汉学家论述中国传记之撰写者为帝皇神化的“塑像”（portrait）的理论，进行探讨。
又如陈学霖对明代史学家柯维骐撰写之《宋史新编》的评述，以及评介明清诸史家对柯氏该书的评议，也并不是简单地要就《宋史新编》谈《宋史新编》，而是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希望能够“藉《宋史新编》以探讨明中叶之史学思想，特别是其与政治与民族关系的发展”（该书第307～308页）。在该书所收录的论文中，有数篇涉及到外籍宦官的活动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明成祖、宣宗在朝鲜选妃的事件，陈学霖也是选取了几个个案来进行细致的研究，但是他并不是单纯为了研究这些人物个体或个别事件，而是试图剖析某种人物群体，即外籍宦官这一群体在明初的活动及影响，并由此从一个侧面探讨明初至明中叶的宦官政治和宗藩关系。从个别人物或事件这样的小问题、小角度切入，试图解决明代政治史的诸多重大问题，可以说是以小见大，从某个侧面将大问
题做得细致而深入。
当然，在读陈先生该书的时候，也总觉得还有一些读来意犹未尽、可以继续阐发的地方。比如说，在《明代安南籍宦官史事考述——金英、兴安》一文中，陈先生在评价二人的历史功绩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即宦官与京师寺观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北京城内之重要古刹寺院，虽系奉敕修建，实际上董其役者主要是宦官”。陈氏认为“从后代而言，北京有如此众多宏伟壮丽的佛寺，在弘扬释教发挥重大作用，当日阉宦的作业，亦不必全面否定”（该书第251～252页）。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深挖下去，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可以从一种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宦官，也就是说可以将宦官研究从那种纯粹的正统政治史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一种社会生活的层面去剖析历史上的宦官问题。不过，这若要说是陈先生该书的微瑕，毋宁
说是作为一名社会史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学术敏感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