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类聚》卷一二引庾信《汉武帝聚书赞》写道：“献书路广，藏书府开。秦儒出谷，汉简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来。坐观风俗，不出兰台。”历史上所谓“聚书”、“藏书”的形势和规模，可以从文句中有所透露。历史文献研究的基本条件，正是因此得以充备的。事实上，对于历史文献创制、历史文献收辑、历史文献保护、历史文献研究的重视，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说到中国古代文献，人们经常以“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形容其数量的繁重。其实，研究古代文献的论著，累代相积，也洋洋洒洒，不可胜数。前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成果，对于后代来说，许多也成为历史文献，于是又成为后代历史文献研究的对象。
历史的不间断性，是中国古代文明有异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突出的特点。文献是文明历史的结晶。中国文献的不间断的传承和不间断的研究，也是不间断的文化史的一种记录。
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外敌侵略、国内战争和其他政治动乱以及社会震荡，多次对历史文献遗存造成严重的破坏，对历史文献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历史文献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艰难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依然令世人瞩目。诸多有志学者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面对外患和内乱交集的局面，以保护和延续民族文化的激情为动力，艰苦地从事历史文献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此后数十年间，因政治律条的拘限和政治风浪的冲击，历史文献研究的进展举步维艰。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数年，商品浪潮导致的社会激荡也打破了学术界的平静。而一批优秀学者从事历史文献研究的论著，却成为这一时期文明成就中未来的历史价值可能最为长久的学术精华。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乾嘉时代，历史文献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其考证、校勘、辨伪、辑佚等诸方面收获之突出，也是学人有目共睹的。辨伪无疑是历史文献研究最基本的工作。清人辨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意义亦十分深远。二十世纪以来，辨伪工作与疑古思潮相结合，通过以顾颉刚为学术领袖的“古史辨”派的学术努力，在学界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一思潮打破旧的学术迷信的革命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因此取得的学术进步也是不可否认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相比较所显示出的新的历史进步，更突出地表现于内容的拓展，视野的开阔，特别是方法的创新。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经概括王国维等人所倡起的新的学术风格的特征：“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认为，这一进步，“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地下之实物”、“异族之故书”以及“外来之观念”得到重视并加以利用，体现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献研究对于前代的历史性超越。陈氏“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说法，对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成就和影响而言，既是对二十世纪前三四十年的客观的总结，也是对二十世纪后六七十年的准确的预言。
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简帛古籍的大量发现，对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意义重大。这些古籍大多数是前所未见的佚书，少数有传本的也与今本有所不同。诸多简帛古籍的出土，使疑古扩大化的情形有所纠正。通过对这些出土历史文献的整理，使人们对传统文献研究方法有所反思。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特征和文化意义进行研究和总结，显然是有必要的。列入清华大学“二十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的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就是尝试进行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
这本书所涉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主要对象，大略是经学文献研究、子学文献研究以及早期史学文献研究。书中所讨论的主要问题还有：清人历史文献研究成就的继承；二十世纪的时代风潮与历史文献研究的艰难发展；历史文献研究中的疑古运动；考古新资料的发现与历史文献研究的进步；辑佚工作的新收获；二十世纪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重镇；二十世纪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的新探索；二十世纪历史文献研究对学术进步的推进等。
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作的序中，开篇就说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这种见解，对于学术史的总结来说，无疑是确直之言。试图说明二十世纪历史文献研究的“盛衰”与“升降”，其实是很困难的。有利的条件，是许多学者围绕这一题目已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总结工作；不利的条件，是距离所分析的学术史的时段依然过于切近。笔者愿意把这部书看作历史文献研究方面初步的、可以为后来之作权充铺路碎石的学习心得和工作札记。希望这些文字能够为读者提供片断信息和点滴启示。其中的浅识和误见，也期望得到高明学者的批判。
回顾学术史，可以看到每凡思想文化实现重要演进的时代，历史文献研究也可以取得显著的进步。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论述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的发达时已经接触到这样的史实。关于历史学者对于作为史料的基本历史文献的态度，他甚至写道：“西历纪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
至于宋代人对于历史文献的态度，傅斯年也指出：“北宋的欧阳修一面修《五代史》，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一面却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神，有些很使人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蒙元之乱，明朝人之浮夸，不特不进步，或者退步了。”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时代，这种“考定辨疑的精神”作为学术旗帜又重新展开。傅斯年说：“明清之交，浙东的史学派又发了一个好端涯，但康熙以后渐渐地熄灭，无论官书和私著，都未见得开新趋向，这乃由于满族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之故。”对于浙东学派于思想学术的开创性贡献，傅斯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甚至申明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基本的宗旨，就是继承“明清之交”出现的这一学派及其清初后继学
者的学术风格：“我们宗旨的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这不是我们震慑于大权威，也不是我们发什么‘怀古之幽情’，正因为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他们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亭林以语言按照时和地变迁的这一个观念看得颇清楚，百诗于文籍考订上成那末一个伟大的模范著作，都是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样的材料。这种精神在语言学和历史学里是必要的，也是充足的。本这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便是惟一的正当途径。”正是与这一意向相合，一大批有志学者克服种种社会文化的不利因素，以艰辛的努力，促成了二十世纪历史文献研究的进步。
应当说，二十世纪历史文献研究领域中，多有可以和前代学者学术成就媲美的“伟大的模范著作”。而论者所提倡的“近代的手段”，近代学术的“真功夫”，近代以“考定辨疑”为特征的学术“精神”，在文化品格方面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意义，尤其值得推重。在学术泡沫空前泛起的今天，我们回顾他们“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等主张，一如在“浮夸”的弥天暗雾中听到了响亮的警示。
当然，未来会是学术思想更为解放、学术方法更为科学的时代。也可能在下一个一百年，会出现如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所说，学术个性上“桀骜不驯的”、“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敢于“推倒”成说，“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的二十一世纪的“顾颉刚”们，将若干二十世纪历史文献研究的结论“推倒”。于是，我们以为新识者，可能会被判定为谬误，我们认为科学者，可能会被归结于迷妄。即使如此，我们相信历史文献研究如所有的学术同样，真伪与正误的最终裁判权，把握在历史手中。
二十世纪初期升空的学术巨星王国维，是对历史文献研究贡献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眼光，有对真理执着追求而永无定界、永无止境的基线。我们读他的词，如《鹊桥仙·沈沈戍鼓》所谓“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鹧鸪天·阁道风飘》所谓“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人间词甲稿》），在“事事不堪凭”，“总是堪疑”的感叹和思索的背后，透露出一种科学精神。这是一种对于所有学术文化均认真审视研究的态度，当然也包括王国维自己的思想和论著。所谓“无凭”，所谓“可疑”，似乎也体现出他于学术自信的另一面，又有一种不自信。
说到这里，很自然地会想起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话：“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肯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会有永恒的积极意义，永恒的文化影响。我们在这里还要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而王国维等学者在其学术实践中所表现的去伪存真的科学理念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志向，也将会有永恒的积极意义，永恒的文化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之一种，王子今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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