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纪?纳米、基因、数码、全球化乃至“9．1广冲击下的文化会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关于“问题意识的呼唤”，使我想到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和文化。
尽管我们对今日文化的特征有诸多的争议，“多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应该注意的是，多元并不只是量的概念，即文化产品的繁多，更是方向的发展，即文化市场上的选择与日俱增。与今日相比，昨日确然显得朴素和单纯。
“多元”亦属今日政治正确的词汇。有人以“多”为开放，愈多则愈开放；有人以“多”为宽容，愈多则愈宽容；有人以“多”为自由，愈多则愈自由。因此，多就是好，愈多愈好；多就是善，多多益善。然而，若仅仅强调社会的多元，而漠视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排他性及其张力甚至矛盾，这是否明智?维护多元文化的价值是否就意味著必须摈弃价值的判断?事物常有两面：积极肯定真理的多元性之余，对多元很可能带来的噪音、迷思、冲突，以及极端相对主义等是否应做进一步的理性思辨?
在经济理性过度膨胀下，不少人以经济模型或架构作为惟一准则去解释世界事物。一切的价值观，都被约化为个人(小我)或市场(大我)的需求。文化的多元似乎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谓的多元社会不过是多个被割离的文化特区罢了。
显然，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毫无限制地容纳所有的意识形态。一个健康、理性、有序的多元社会仍然可以在开放和宽容中作理性的判断，创意的融合，甚至应有的价值取舍。单—文化的一言堂固然不足为取，但在多元文化中失去了“择善固执”的智能和勇气也是可悲的。
近十数年来，学界对基督教研究的兴趣甚浓，以中华文化为脉络的基督教研究尤其受到广泛的重视和肯定。这是顺应开放和多元大趋势的可喜现象。这兴趣固然是由于基督教思想是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成分，但也反映出基督教研究对中国文化的更新和现代化的重要性。
或许有人以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中国学界的研究重点。这说法一方面忽视了基督教是中国多元宗教文化的一环，中国亦有为数众多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忽略了亚非的基督徒人数早巳远远超越欧美的基督徒人数，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神学运动，即解放神学，就是发生在欧美神学圈外的神学思潮。尤有进者，学界对西方思想的浓厚兴趣比比皆是，为何在宗教研究领域却突然排外?西方学界往往重视东方宗教思想的研究，有不少极为杰出的汉学家，中华学界人材济挤，又岂可忽视基督教的研究呢?
当代基督教神学的特色是对话。即使神学家不是刻意或明显地进行对话，他的神学工作仍然无可避免地把他带人一个对话的语境。例如，当神学家阐释任何一个基督教教义时，他不可能完全抽离这教义在第一世纪的基础及语境，也无法完全漠视基督教两千年传统中不同宗派或个别神学家对同一教义的立场及看法。不但如此，作为普世宗教的基督教，其思想必须同时面对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甚至科学等)对人生或实在的不同诠释的挑战。固然，基督教神学的对话并不仅局限于当代，亦见于过往两千年的思想史。所不同的是，当代神学家彼此之间尽管体系相异、进路不同，但是他们较诸以往任何时代的神学家更深体会到神学并不是独自私语，更为重视不同层次或形式的对话在多元文化和宗教语境中的神学建构的重要性。因此，基督教内的各宗派、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以及基督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谈，同时并持续地存在于当代基督教神学。
对话最重要的目的不应是护教性的，更不是偏狭性的，不应自以为义地企图以一家取代百家，而是对真理始终不渝的终极追求，不管真理来自何方山—世俗的抑或宗教的，逻辑的还是经验的，东方的或西方的，佛教的或基督教的。真诚的对话应该包括分享及思辨；思想的交流最终应该包括对真理的判断。这绝不是哪一方说服对方的问题，而是大家都为真理所折服。因此，作为一项学术活动，宗教思辨与科学思辨无异。在真理的探索中，我们的思想面对实在，因而不得不折服于与之相符的真理。
这样看来，多元文化中的开放和交流为的是意识形态之间的思想接触，进而肯定思想者或主体生命的绝对价值。正如科学家与哲学家博蓝宜(Michael Polanyi)所经常强调的，只有人(主体生命)才能思想，才能面对实在做出抉择，才能判断一个论证的有效性。多元文化社会必须提供适当的对话机会和途径，才能促进文化的交流、认识和融合。一个积极进行对话的意识形态，才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地自我更新、转化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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