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有一句名言：“灰色的理论到处都有，只有生活之树四季常青。”理论往往是灰色的，因为它一经出现，构成体系，就与其赖以产生的生活日益隔膜，丧失青葱的生命本色而变得灰暗苍白。而生活，则永远是生命的本体，每时每刻都焕发出不可扼制的勃勃生机，从昨天走向今天，从今天走向明天，前行的脚步永不止息。
这样的生活每日每时都在滋生出新的问题，期待着理论发出回应。理论的意义仅仅在于正确回答生活中涌现出的问题，使人得以积极主动地面向未来。只有能够正视并正确地回答问题，理论才有其存在的依据和价值。而观察问题、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断从传统中开掘思想资源，在现实中完善、发展、变革前人的理论，则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真义所在。
基督教文化研究是一门延续了两千年的大学问，一门涉及诸多科目的大学术，它的成长无时无刻不与形形色色的问题相依伴。举一个圣经考据学的例子。在发现希伯来诗歌的平行体之前，传福音的马太叙述道：“门徒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太21：6,7)，他相信，这件事应验了古代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太21：5，参见亚9：9)。然而，马太却给读者留下了问题：既然门徒牵来两只牲畜(驴和驴驹子)，他们把衣服搭在了哪只上面?耶稣又骑在了哪只上面?随着平行体为世人所认识，这个问题的答案昭然若揭了：“驴”和“驴驹子”乃是同一回事，撒迦利亚所谓的“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本是一个递进式平行句，后句中的“驴驹子”其实是对前句中“驴”的进一步阐明。平行体的原貌彰显之后，一系列类似的问题也大白于天下：拉麦复仇时杀死的“壮年人”和“少年人”实际是同一个人(创4：23)，雅亿击打西西拉的“橛子”和“锤子”也是同一件器具(士5：26)。显然，后来雅亿故事的散文叙事者忽略了希伯来诗歌的平行体，而将雅亿击打西西拉的情节误写成“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土4：21)——乙使同一件器具变成了两件。这个例子显明，正是文本中的问题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而说到底，学术思维的焦点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作为古希伯来历史文化的积淀物，兼为地中海周围亚欧非三大洲古代文明的某种凝聚体，基督教文化的原典圣经是一座博大精深的思想库。它不但印证了古犹太民族生生不息的奇迹剧，而且为基督教文化的延续、更新乃至世界文化的成长和演变贡献出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然而，这种贡献从来不是简单直接地实现的，因为面对新时代提出的种种新问题，深藏于圣经文本中的资源还有待于后人的持续发掘和勤奋开采。而发掘和开采的必然性和艰辛性，就是圣经阐释学，也是基督教神学研讨长盛不衰的根源。
针对“希腊化背景下犹太人如何承续本民族传统”问题，纪元前后的犹太哲人斐洛娴熟地运用喻意解经法，将希伯来的宗教理想与希腊的哲学理念彼此调和起来。针对“基督教如何破除犹太藩篱而独立发展”问题，耶稣对摩西律法做出全新阐释，抹煞其民族主义内核而赋予它普世主义的灵魂。针对“流散异域的犹太人如何灵活自如地应对新生活”问题，一代代犹太拉比持续进行“口传托拉”的汇纂，编出卷帙浩繁的释经大典《塔木德》。针对“上帝的意志如何在历史中运行”问题，奥古斯丁从公元410年罗马城陷落事件中引申出有关“上帝城”的理念，认为上帝之城与世间之城并存，世俗国家只有依附于教会，才能投入上帝的怀抱。针对“信仰、理性和神秘主义的关系”问题，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等巨著中构筑一个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以雄辩的论证使三者达到完满的统一。针对“新教信徒如何有力地反对教皇”问题，马丁·路德发展古犹太先知哈巴谷的思想，阐明“因信称义”理论，并亲自翻译德文圣经，把读经和释经的权利归还给广大信徒。针对“圣经研究的多元阐释是否可能”问题，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将意志与行为理论、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修辞学、叙事理论等多种元素汇人其理论构架，筑成一种颇具兼容性和调和性的阐释学体系……可见两千年来，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思索问题、回答问题的基督教文化研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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