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之由来，其实只是为了回应某种特定的社会状况和精神活动。当曾经支撑着某一学科的社会状况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该学科的知识必然要被重新建构。就此而盲，宗教学可能是最为典型的。
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并没有宗教学(Religious Studies，即“关于宗教的各种研究”)，而只有基督教神学(Theolosy，即“关于神的学问”)。宗教学之为谓，是基于一种逐渐达成的共识，即：“只懂一种宗教就等于不懂任何宗教”。继而才有以各种不同宗教为对象的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比较宗教学等等。
宗教学学科本身，可以成为学科知识被“问题”所建构的一个注脚。其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学科重构的典型，而且反过来强化了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一种人文学观念，即：人只是一种处于“对话关系”之中的存在，“主体”(subject)只是一种处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之中的存在。要言之，“我”的认识活动中不仅是指称“他者”，而且也是被“他者”所指称。这就是西班牙神学家潘尼卡(Raimon Panikkar)所说的“宾格之我的意识”(me-consciousness)。
意识到“我”具有主格和宾格、指称者和被指称者的双重身份，可以说是当代人文学思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如果我们承认知识的内在精神也会成就一定的表达形式，那么曾经作为知识表达形式的“学科”概念必然要受到“宾格之我”和“间性”意识的深层影响。学科界限的消解、学科专业的“问题化”趋向，以及宗教学与其他人文学研究得以分享越来越多的问题领域等等，或许都是“间性”意识对当代人文学术的根本规定。从而，“学科”也同样显示出一种“学科的间性”。这种“学科的间性”(inter-disclplinary)亦即“跨学科性”。
将关于“存在”的“间性”意识渗透到学科制度之中，便注定要形成跨学科的研究和所谓的“问题化”趋向。这早已不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演，而是确凿的学术现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大量“普遍性论题”就是一个例证。
比如对“生态学”(ecology)的关注，在西方本来是源于上帝创世的启示，从而其自身就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而当神学家莫尔特曼(Moltman)、大卫·格里芬(D．Griffin)等人讨论所谓的“生态神学”或者“神圣的生态学”时，“生态”显然已经不仅仅是神学的，而是被视为一种公共话语。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甚至还有“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等，也同样都在分享生态学的观念和视野。
我们对已经出版八辑的《基督教文化学刊》进行改版、并创办直接以《问题》为名的人文学术集刊，既是为了应和宗教学学科与人文学问题的互动，也是力图促使基督教文化研究进一步介人人文学的问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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