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开始，人们的怀旧情感似乎与日俱增。荧屏和银幕上戏说历史的作品越来越多，书市上“图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涂说”历史的“老字号”系列书也大行其道。经过现代的包装和梳妆，历史终于从千年和百年的封尘中走了出来，的的确确成了一个令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论是戏说者还是涂说者，他所追求的是如何让小姑娘既可人又可爱，至于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不在他的考虑之中。针对历史学界批评“戏说历史”的做法，有位戏说者则明盲：“我就是要气死历史学家”。
平心而论，戏说者或涂说者实在是有权利做他们喜欢的事，不过，他们似乎应该事先告诉读者：“纯属虚构，且勿当真”，否则就有误导读者之嫌。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当然不会气量小到被戏说的历史和调侃的历史“气死”，不过，他们也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否钻进象牙之塔，逃避了自己向大众叙述真实历史的社会责任?
看看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他们笔下的历史是多么的乏味!在那里，鲜活的历史变成了对抽象教条的注释，丰富多彩的变化归结于主义的演变，无数的风云人物简单地贴上了好坏的标签，现实主流的好恶成为历史惟一的价值判断。对他们来说，历史或者是现实斗争的武器，或者是一个民族自慰的良药，其目的不过是促进一个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当历史负载了如此厚重的责任，你还能指望历史学家的笔下会有轻松而又益智的历史吗，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观众和读者从文人戏说和涂说中满足他们的念旧癖，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在仍然有那么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已经厌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也痛恨伪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认认真真地重构过去的大干世界，实实在在地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陈中丹博士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佼佼者。继倍受赞扬的《墙头政治——现代外国宣传海报解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之后，他又出版了第二本图说历史的小书：《画中历史——外国历史画解读》。
作为历史读物，即使是普及性的，其第一要务仍然是真实可信。如何确定其可信度，一般是根据其参考的资料和引文出处来进行判定，遗憾的是，和所有历史普及读物一样，《画中历史》没有给出参考资料。尽管如此，读者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在资料方面的煞费苦心、力求真实可靠。比如，在介绍“饮鸩前的苏格拉底”一图时，作者特地给出了学界有关雅典处死其最出色学者的三种不同解释。在评论“妇女向凡尔赛进军”这一法国大革命的重大事件时，作者也给出两种不同的看法。
除了介绍一些不同的观点外，作者还对一些历史图片所展示的不合情理或似是而非的场景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仅以书中两幅涉及中国的图片为例。其一是表现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的精美图片，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前排恭贺博览会开幕的各国使臣中，有一个穿清朝官服的中国人。如果不认真考订，就会想当然地认定是清朝的官员。实际上，直到1866年清朝才有个知县随当时中国海关的英籍税务司赫德去过欧洲。可见，他决不是清朝的官员。作者根据2002年上海学者的最新研究，指出此人是在上海经营丝绸的广州商人许德琼，并认为“他可能按当时中国官场的习俗捐过官，故有全套官员朝服”(87页)。其二是“法国入侵越南”一图。为了说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作者选了一幅越南民间艺术家的作品，反映法国殖民军队人侵越南北部兴化城，与中国军队对阵的情景，题名“兴化阵战”。作者并没有就图说图，叙述中国军队当时的抵抗，而是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最后发现当时中国守军不战而退，自毁营盘，根本不存在着这一对阵场面(185页)。类似的考证在书中还有不少，反映了作者一丝不苟的史家态度。如果考虑到本书只是一本普及读物，这一态度尤为可贵。
真实可信至关重要，但如果作者的解读和叙述如同嚼蜡，也无法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真实性和趣味性在很多史家那里常常不可兼得，但《画中历史》却很好地、甚至可以说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首先，作者所采取的这一左图右史、一图一文(千字左右)、独立成篇的形式，就非常吸引人，既可以一口气读完，也可以随时翻阅，跳跃阅读。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作者还用精炼的文字，结合图片的主题，或叙事或白描或点评，或者兼而有之，来帮助读者对图片的了解。这一“螺蛳壳里作道场”的本领，对一般的历史学者来说，实在是强人所难，但陈中丹教授运用自如，甚至可谓是游刃有余。
在解读拿破仑“撒出莫斯科”一图时，作者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图景：“到处是遗弃的死尸和大炮，有些士兵就地点起了篝火，……只有拿破仑戴着他那著名的三角帽，骑着马，在竭尽心力筹划如何把法军带出这一望无际的俄罗斯荒原”(107)。这样的图文并茂，让人获得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感。在“罗马暴君尼禄”一章，作者既结合了图片说明了尼禄的残暴和残忍，又对尼禄的荒淫无耻作出描绘，而且还针对他爱好艺术的特点，把他与中国宋朝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进行对比，感慨道：“在历史上常有一些被命运播弄错定角色的政治人物。这些人本有自己的特长，尤其在艺术方面，但恰好他们又有幸(或不幸)生在帝王家，有条件承继大统，跻位君王。而这对他们来说是弃其长，扬其短，最终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32页)。在评价人物上，作者往往是寥寥几笔便勾画了人物的基本特征。在《色当战败》中，他介绍败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他“是拿破仑的侄子，处处以他英雄的伯父为楷模，但却没有伯父的雄才大略。他也爱好对外用兵，但却没有伯父的军事才干；他也喜欢在国内表现亲民的形象，但却没有伯父的个人魅力”(118页)。这样的叙述，使叔侄两人的天壤之别，一目了然。
作者在序言中表示，在撰写解读文字时，他曾经想将《墙头政治》重在叙事的“发事隐”形式变为重在说理的“发理隐”，但没有成功。实际上，作者的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诚如哲人所云“历史是用事例阐述的哲学”，离开了事例也就没有了历史。作为一本历史书，永远是以“发事隐”为主，“发理隐”往往是在“发事隐”基础上产生的副产品。只有这样的“发理隐”才自然，才周全，才容易为读者接受。应该说，作者在这方面已经作得相当好了，其精彩的点评，俯拾即是。以介绍“古罗马角斗”一图为例。作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机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进行对比，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却令人印象深刻。我们知道古代希腊和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的哲学与艺术和罗马的法律与政治对现代西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这两个民族的差别，在一般历史教科书中却语焉不详。而作者结合角斗一图，在说明罗马人好战嗜血的同时，还把罗马人与希腊人进行对比，指出罗马的神虽然脱胎于希腊的神，却比后者更“好勇斗狠”。以爱神为例，希腊的小爱神是个张开翅膀飞翔的婴儿，而到罗马人那里，他“手中就多了一张可以伤人的弓”。“希腊人的城中多剧场，演出悲剧、喜剧，观众获得的是艺术享受；而罗马人的城中多角斗场，上演的是鲜血淋漓的格斗厮杀，看客追求的是感官刺激”。尽管角斗的盛行与罗马人的军事传统有关，作者还是感叹道：“古罗马人居然能对同类想象出如此暴虐的娱乐，不禁让人叹惜‘人心惟危’，而耻于与他们引为同类了”(36-37页)。
作者常常能够在解读文字的最后，发出类似的感慨或联想。作者选了一幅“宗教裁判所”的图片介绍中世纪天主教迫害异端的种种暴行和酷刑，同时还特别强调，教皇给这些“最残暴的非法手段冠上了神圣的名义”。“今天宗教裁判所的年代已往矣，但用刑讯逼供以获取定罪口供的做法还没有绝迹。这就是至今我们还不能忘却过去这段历史而要时时保持警惕的一个重要原因”(55页)。
这样的联系和联想是一般读者钟情于历史的重要原因。而一个出色的历史学者，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就是要想方设法调动读者已有的知识背景，使其产生各种联想，从而获得读史的乐趣和思想的启迪。但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特别是在国人不熟悉的外国史领域，要让读者容易理解，适当对照、参照中国的历史，或者讨论中外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实属必要。
在介绍古希腊“斯巴达三百壮士“的结尾，作者笔锋一转，谈及这一故事“曾在中国的清代末年给有血性的爱国男儿极大的鼓舞”，并以杨度的《少年湖南歌》和鲁迅的《斯巴达之魂》为例。“今日我们观此图，忆旧事，耳边似乎犹响1903年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电报中的铿锵言词：‘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何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19页)。“使团出行”则谈的是1871年日本派团考察西方宪政的故事。正是这次考察，开启和确定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由此开始殖产兴业、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进程。从日本的使团出访，作者联想到1905年晚清“五大臣出洋”，但发现结果是如此的不同：“他们西游归来不但未能开出救世良方，就连有关宪政的报告还要请避居日本的钦犯梁启超和身为布衣的杨度起草，又怎能指望他们肩起拯危救亡的重任呢，
”(179页)。类似对比和联想，在书中还有不少。
这些看似平淡的联想和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国内新一代历史学者，从读研究生开始(有的学校甚至从本科生开始)，就分为中国史和外国史，古代史和现代史，各自有着不同的课程内容和专业训练。这样早的专业化，自然导致各个专业领域学者知识面狭窄，视野有限，而按专业划分的教研室体制，更导致学者间的相互隔阂，往往是老死不相律来。考虑到这一背景，作者把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融于一体，打破这种学科的分野和隔阂，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显然与作者的训练和志趣密切相关，陈教授虽然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博士，但却长期教授世界古代史；他虽然以世界史为业，但平常却以大量涉猎中国文化历史著述为乐。
翻阅这一百幅未必个个精美但却内涵丰富的外国历史画，阅读这一百篇未必字字珠玑但却深刻独到的千字文，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和知识滋养。在读图时代有衰变为“伪图时代”(借用2002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读图时代还是伪图时代”的表达)的时候，图说历史有蜕变为涂说甚至胡说历史之虞，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严肃的历史学者，像陈中丹教授投身于普及科学的历史知识这样的启蒙的工作。
(《画中历史——外国历史画解读》，陈中丹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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