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人们谈论全球化时，想到的往往是WT0，是经济领域中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科技交流、人员进出。当然，这些方面的交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直接、也更直观。相比之下，中西之间在思想上的来往，却似乎仅仅是学术界的事，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事。
同样，当人们在谈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时，所指的往往是二十多年间的发展。当然，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年间，这段时间堪称社会最稳定、经济发展最快、对中华文明重新崛起之意义最为关键。然而，从文明或文化演化的历史看，近代中国介人世界的里程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带着西方文化及典籍来华的年代。在那以前，中、西是相对独立地演进着的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从那以后，正是首先在知识界发生的西学东渐、礼仪之争等思想文化领域的事件，将人类的这两种重要的文明类型置入了相互冲撞激荡、学习借鉴的新格局中。
历史的视界使我们将今天的中西思想交往看作是一个具有延续性的事件。这一事件在当代走出了层次分明的各个阶段。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只有供内部阅读，且须标明“供批判”字样的西方学术译著(上海人民版)出版；七十年代末，开始有商务馆的重版汉译古典名著问世；八十年代中的四川人民版“走向未来丛书”，开创了大规模述评、译介现当代西方思潮之风气；以后，北京商务、上海译文等多家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以提供“原装”的文本；接着，八十年代末辽宁人民版的“中国学汉译名著”、九十年代江苏人民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揭示出当代“西学东渐”的宗旨乃是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我们的学术关怀在于中国的问题。
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郑重推出“与当代学术大师对话丛书”，显见其有将中西学术思想的交流推至更高阶段的用心。可以认为，述评、译介属研究的“感性认识”阶段，只及皮毛；准确的翻译是“知性认识”阶段，要求准确；深入的研究才能达到“理性认识”阶段，以探讨问题。进而言之，理性研究的逐步深化必然也会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先要有文本的准备，再要有对问题的确认，然后才有借助于确定的文本、就确认的问题展开探讨，而这种探讨必定是与文本作者进行的“对话”。无疑，“对话”的含义是“切磋”，“切磋”的前提是思想上的“差异”，“差异”的原因则在于双方的见解发自于不同的问题意识，以及来自不同的文明类型、处于不同的发展背景等。否则，所谓的思想交流就会变成单向的输入。再说，思想不是现成的消费品，更不是奢侈晶，它们必须在交流和共振中方能展示其真价值。因此，如果不能进入思想之间的“对话”阶段，那么，前期的工作将会成为无果之花，虽说可以灿烂，毕竟缺乏持久的生命。
所以，“与当代学术大师对话丛书”的价值已不限于奉献给社会的这几本书，更在于对当代学术研究发展走向的理解，以及将它推向高端水平的努力。
“对话”丛书共计8本，“对话”的大师是海德格尔、诺斯、哈贝马斯、吉登斯、伯林、亨廷顿、福柯、杰姆逊，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
《走向大智慧——与海德格尔对话》试图通过确认海德格尔在整部西方哲学演化链环中的位置来评判他哲学的价值，以求超越就人论人、就思想论思想的知识论方法。如果海德格尔区分存在与存在者的观点成立，就应被哲学史证明。该书梳理了分别与两者对应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哲学路径，描述了它们贯穿于西哲史始终的机制、揭示了它们分别走向两种智慧类型的过程、探讨了它们在当代发生整合的可能，并获得了重新构建西哲史的新框架。以黑格尔“哲学史即哲学”的观点看，这一新框架便是海德格尔向我们提示的新哲学观。
《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的对话者诺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理应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度首先被赋予政治的意义，其作用在于维持或表现一种社会形态的特定性质。因此，无需细究建立制度的成本及其效率的高下。而在改革开放时代，只有区分政治性的制度与经济运作的制度(即体制)，才能放手对后者进行重新建构。虽说诺斯是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展开他的讨论，但他关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对制度绩效的评判等论题，对亦屑“制度变迁”之中的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必有启示作用。
《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的对话者哈贝马斯被誉为“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其本人则怀有构建“后革命”时代政治哲学的理想。他出入过法兰克福学派，寻找着民主的历史踪迹，并建构起交往行为理论及话语民主理论；他承认西方民主宪政国家的规范原则，又批判现实社会的扭曲和变形；他主张继承资产阶级的激进传统，还关心全球民主治理体制的建设；他不仅描画着宏大的理论之树，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研究样本：透过他的理论之树的枝叶，可以看到其所生长于斯的西方社会的民主观念之当代情态。
《通向未来之路——与吉登斯对话》的对话者吉登斯被称为“克林顿主义和布莱尔主义的教师爷”，“他的思想与中国国情确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一面”，然而，他谈论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第三条道路》(中译本)一书，却在我国引起过不小的反应。这本《对话》的作者别出心裁，参照电视脱口秀形式，以自己为DJ，邀请吉登斯登台，佐以第三方的参与，讨论了有关传统的断裂、扩张的社区、平等社会、福利社会、现代性后果、风险社会、生态社会、全球化快车、第三条道路等题目下的众多问题，令人目不暇接。
《观念的力量——与伯林对话》的作者称：“这是一本试图表达某种观念的书”。全书第一部分介绍伯林的思想，第二部分表达作者关于中国启蒙主义的观念。与其他几本书相比，这种界线分明的二元结构显示出要求“对话”的强烈意愿。至于书中述及的“观念”，则出于作者近30年间积累的思考。或许，这里的确有一种启示：30年间迅速变革的中国社会所提供的丰富信息，应该让我们在观念层面沉思一番了。
《旧文明，新冲突——与亨廷顿对话》、《文化权力的终结——与福柯对话》、《重建总体性——与杰姆逊对话》三本书尚在付梓途中，无缘窥其全貌。然而，前者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在后冷战时代及9．11事件之后一再被人提及；中者作为“二十世纪的思想怪杰”；后者作为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均有充分的理由为我们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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