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知识》，是英国科学家兼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在西方很有学术地位。由于作者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及他这本哲学书中大量分析了科学例证，使此书看起来很像一本科技哲学著作，但却与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大部分内容倒更像恩格斯或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哲学著作。此书的副标题是“迈向后批判哲学”，这使它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了某种亲缘关系。它构造了许多概念，诸如：“个人知识”与“后批判哲学”、“焦点觉知”与“附带觉知”、“言述”与“默会”、“内隐”与“外显”、“怀疑纲领”与“信托纲领”等等，可却没有建构体系，所以，读起来很费劲儿。既要跟着其概念走，却又始终把握不住其思想的走向。当然，其中并不缺少启发性的思想，无疑会给一个初涉哲学思考的人大量的思想启迪。但对于一个哲学思想成熟的读者，就稍嫌发散了些。当然，如果不求全责备的话，此书无疑是一本值得思想者一读的好书。
对于该书的书名《个人知识》(exsonalKnowledge)，波兰尼承认是他杜撰的词语，他在前言中写道：“我的探讨从拒绝科学的超脱性理想开始……我要确立一种相当广义的知识理想。因此，本书涉及的范围很广，也因为如此我杜撰了用作本书题目的新词语：个人知识”(1页)。
然而，个人知识?怎么可能呢?
通常我们都会认为，知识不可能是个人的，就像语言不可能是个人的一样。知识如果没有别人的认可，它怎么能传播，不能传播者最多只能是个人经验，还谈不上是知识，至少不能是理论知识。
但这种通常的看法被《个人知识》的作者认为是一种客观主义的立场所致的偏见。如果我们能放弃这一立场，我们将得到一种连续性的信念——知识与个人经验是一贯的。
波兰尼写道：知识和个人“这两个词似乎互相矛盾，因为真正的知识被认为是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认的、客观的。但是修改一下识知(knowing)的观念，这一表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1页)。
那么，怎样修改识知的观念呢?这当然是波兰尼整本书的任务。但概括起来说：“这就是识知者对一切理解行为的个人参与，但这并不使我们的理解变成主观的”(2页)。这怎么可能，一切识知行为既是个人的，又不是主观的?波兰尼解释说：“从识知与某一隐藏的现实建立起联系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识知确实是客观的”(2页)。这分明是一种以不同标准区分概念的违反逻辑的论证方式：前面以识知行为的标准来区分个人与非个人，后面却以识知内容的标准来区分主观与客观，这样“把个人性和客观性这两者的融合描述成个人知识”(2页)，怎么还会有说服力呢？
只有把这本书读了大半，读到“寄托”这一章时，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关于“个人知识”是根本不必论证的，因为它不过是一种寄托，“汝若不信则不明”(407页)。这时，我们才明白了波兰尼在前言中所说的话：“个人知识是一种求知(intellectual)寄托”，并且“本书所载的一切肯定都是我的个人寄托，它们都自认为具有这种特征。仅此而已”(2页)。
可是，既然仅只是个人寄托，怎么又会写出这么厚一本书来呢，寄托当然要靠着一种信念，波兰尼的信念是什么呢?在“寄托?一章的开篇，他就写道；“我相信，尽管有危险，但我得到召唤，要探索真理，陈述我的发现。这句话概括了我的信托纲领并表达了我觉得自己所持有的一个最高信念”(458页)。这里使人感受到了一种宗教气息。
当然，波兰尼不是一个神父，而是一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在他看来，他写书的目的不是要传教，而是要探索真理，陈述自己的发现。那么，他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他发现了科学是一种解释框架。“正是由于对科学框架的吸收，科学家才使经验变得有意义”(90页)。并且，他发现这种解释框架的基础是一种信念寄托框架，而这种信念框架当然是不可断言的。(这一点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早已被表达过了)
波兰尼写道：“现在我要提出的是，那些假定的科学预设是非常无效的，因为我们的科学信念的实际基础是一点也不可能断言的。当我们接受某一套预设并把它们用作我们的解释框架时，我们就可以被认为是奇居在它们之中，就如我们寄居在自己的躯壳内一样……它们不是被断言的，也不可能被断言，因为断言只能发生在一个我们已经把自己与其认同的框架之内。由于那些预设本身就是我们的终极框架，所以它们本质上是非言述性的”(90页)。
这样，波兰尼也就克服了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知识观的荒谬。这种知识观认为，科学理论“不得超越经验，不得肯定任何无法被经验测试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必须随时准备在理论与任何观察结果有冲突时把这一理论抛弃掉”(13页)。
波兰尼以相对论的提出和接受为例，说明了这种实证主义知识观是荒唐的：“由于一些历史虚构的流行，相对论的故事是复杂的。这些虚构的要点可以在每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中找到。它告诉你，相对论是爱因斯坦于1905年构思出来的，为的是要解释十八年前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否定结果”(14页)。(这个实验本来是要发现以太漂移，但却没有发现)但爱因斯坦自己却说：“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没有对那一理论的建立起过作用”(16页)。
波兰尼写道：“爱因斯坦曾提到过1887年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以支持自己的理论，由此我们的教科书也错误地把它奉为重要证据，证明是它驱使爱因斯坦建立了相对论。但实际上那一实验并未提出相对论所要求的结果!它公认是证实了实验创立者的论断，即地球和‘以太’的相对运动不超过地球轨道速度的四分之一……而后D·C·米勒对它进行了评测并把它看成是相当于每秒8至9公里的‘以太漂移’。此外，从1902年至1926年这段长时间内的一系列实验中，D·C，米勒与他的同事们用新的、更为精确的仪器把迈克尔孙—莫雷实验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不支持相对论”(18页)。
“人们向来受到教导要尊敬科学家，因为科学家们绝对尊重观察到的事实，对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理论采取明智的超然与纯粹的临时性态度(在得到任何矛盾的证据时随时准备放弃一种理论)。所以，当米勒在1925年12月29日美国物理学会上宣布了这一压倒性证据的时候，外行人满以为他的听众马上就会放弃相对论了……可事情却不是这样。到那时，对于任何威胁到爱因斯坦的世界图画所取得的新的合理性建议，他们(科学家)的头脑都如此封闭，以致他们几乎不可能再以任何不同于相对论的方式思考了”(18页)。
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相对论建立了一个更美的解释框架，“它使科学的世界图景变得更美、更壮观了”(21页)。而这样的框架不属于客观主义真理，它不接受外在经验事实的挑战，因为，它是一个信念寄托框架。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寄托框架之上的，这就是波兰尼迈向个人知识论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发现。
其次，波兰尼发现了人类的许多知识具有默会的性质，它们不能被充分地表达，常常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通过实践中的领会而传递。这种知识具有技能的性质，它不仅在人身上存在，而且在动物身上也存在。“我们的默会求知能力与动物酌这种能力是持续相贯的”(143页)。但波兰尼没有充分意识到人与动物默会能力的差异，因为人的默会操作必然还要包括对语言的操作，只是这种对语言的操作不具有逻辑性，因而是无法清楚明白地断言的，按照维特根斯坦早期的看法，也就是不可言述的。正因为如此，不仅普通人的知识中有默会的成分，而且在最尖端科学领域里工作的科学家的知识里也有默会成分，只是后者默会操作的语言符号(公式、图表)更复杂而已。
(《个人知识》，[英]迈克尔，波兰尼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3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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