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和教授的《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七十余年来《三国演义》研究领域里的一项重要成果。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文学常识，而且人们早已经习惯了接受这一常识，但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说罗贯中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不但普通的读者不会接受，学术界恐怕也不会轻易认可。但如果要较真儿，学术界的专家们，谁有证据能证明《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所作的?恐怕也是人云亦云，或者不过答曰：从来如此。确凿而且充分的证据恐怕谁也难以拿出来。
说来话长，七十年前，郑振铎先生发表《<三国演义)的演化》和《罗贯中及其著作》，提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三国演义》最早刊本，作者为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此后，文学史家都沿用这一说法。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推测嘉靖壬午本之前当有更古朴之版本，但因为没有看到更早的本子，所以也就无力推翻旧说。—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真的就“最早”吗?郑振铎先生当年只看到几种《三国演义》的版本，调查也不够深入，因此上，他关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结论似乎可以成立，但也有些玄乎：那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他所作的《三国演义》怎么到嘉靖壬午年(公元1522)才冒出来？这中间可是大约已经有二百年的时间了。近二百年间，这部书放在哪里，如果说，明代中后期历史小说的编写和印行形成一时风气，水涨船高，烘云托月，出现一本杰出的《三国演义》似乎不足为奇。但若将其放在元末明初那个时代，这样一部名著的出现似乎缺乏丰厚的土壤。没有小说艺术方面可资借鉴的东西，没有一定的小说理论作支撑，《三国演义》能在长篇小说荒漠里陡然崛起为一棵参天大树，不可思议。
学术的问题，不能附和时俗成见，不允许人云亦云，必须实事求是。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版本调查人手，做全面系统的考证和分析，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今所知见的明清时期的《三国演义》版本，大约在三十五种以上，其中一部分已经失传，另一些则散见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对一般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来讲，如果能见到一两种版本已属幸运，要做系统调查，其所费财力、精力和时间，几乎都是不允许的，无怪乎自郑振铎先生提出罗贯中作《三国演义》这一观点之后七十多年来，真正在这一问题上下过一些功夫的，也不过柳村仁、周兆新、陈翔华、魏安等寥寥数人而已。即使有此数人致力于此，但又由于这问题太复杂，所需阅读考证的版本及资料太多，传统观点形成的压力太大，这些研究或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仅仅是为旧观点作注脚，问题却依然是问题，并未能给出一个可信而且可靠的结论来。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对学术的真诚，更需要解决复杂问题的耐力。据我所知，张志和从1988年发表第一篇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文章到现在，已经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文章二十多篇，其中大多数都是考证性的，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他自己却抱定了要彻底搞清楚《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成书时间和作者问题的决心，而不惜耗时费力去钻坚求深，探赜寻幽。他读硕士学位的论文是《三国演义》研究，读博土学位的论文题目还是《三国演义》研究。博士们拿到学位后，一般都很快将论文作为专著出版。但张志和没有，原因是他以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还没有完毕，于是乎又过了七年时间，这本《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才出版。这七年间，张志和一直在不停地调查新版本新资料，不停地撰写相关的文章。在调查国内现存《三国演义》各种版本时，张志和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标为“明书林黄正甫刊《三国志传》”的版本。这个版本虽然在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有著录，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张志和将黄刊“志传”与嘉靖本“演义”进行对勘，论定前者比后者要早约二十年以上，这个原刻于福建的坊本应该是《三国演义》一书“最初整理写定”的本子。这一涉及该书成书时间、版本源流和作者问题的重要结论，挑战了横亘在学者面前一系列有关的传统观点。
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明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早于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早于明代其他版本的《三国志传》，该本乃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各种《三国演义》的祖本。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又谈何容易?要人相信，就得拿出证据来!为了从这个黄正甫刊本中获得各种证据，他将该书逐字逐句通读了七遍，而后将其校点整理交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了证明该本最早，还需要用该本同嘉靖壬午本作对勘，当然也还要同其他版本作对勘。为此他将明嘉靖本又通读数遍，而对于其他版本也逐页翻检过，再加上阅读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为考证这一问题，总阅读量超过两千万字。阅读资料是做学问所必须的，更为关键的是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从中获得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张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正体现在这一点上。他对于该书版本源流的考证，正是基于对版本的认真阅读和比勘，以从中筛选出的大量可以说明问题的内容作为支点，建立起一个可以确定各版本位置的坐标系，通过精确恰当的使用这些证据，来说明各版本在整个版本源流中的位置以及版本演变的线索和轨迹。经过这样一番持久艰苦的调查和考证，终于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在该本之前起码已经有六种版本出现‘而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作为该书最早刻本(亦即祖本)得到了各方面证据的大力支持。
这个结论的意义何在呢，在现存的《三国演义》版本中，包括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在内的三个早期出现的版本都没有作者的署名，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三国演义》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所作，罗贯中的名字作为作者在该书中出现是后来的事。这个事实证明，《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经自宋代以来数不清的说书艺人和戏曲艺人长期演说逐渐形成的，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创作而成。《三国演义》如此，《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莫不如此。简单地说，这些早期出现的长篇小说杰作都是在宋元明以来的俗文化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而不是由某个文人“想”出来的。如此说来，中国文学史关于明代四大奇书的成书与作者问题的表述是不是需要修改?
张志和的这本书仅就《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版本源流和作者问题作考证，共23万字，作为一个攻读文献学的博士，他捧给读者的是不含水分的“干货”。这样一本纯粹考证性的书，让人感受到宏观把握的高度和微观考据的严谨与逻辑思维的缜密。举个例子，为了证明明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早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且也早于其他刊本，张志和从中找到了由南方口音而造．成的“王”、“黄”不分(误将“黄权”写成“王权”)和“王”、“皇”不分(误将“秦始皇”写成“秦始王”)，以及十多处“虽”、“须”混用的例证，若不是心细如发地逐字校勘，如何能从大海里捞出这样的金针来?须知一部《三国演义》按现在的印刷排版计算，是将近八十万宇，要从这么多文字中检点出这几个关键的字作证据，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外如他发现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中误将“长安”当成“许都”的例子，发现了周静轩诗的增删过程等等，都如侦探破案，从发现疑点找出线索，再到理出脉络使真相大白。这一“案”张志和“破解”了十四年。要说难真难；要说有趣，就好像深山探宝，处处引人人胜，自然是苦中找乐子，又别有一种情趣在其中了。
总而言之，张志和考证《三国演义》花了一番牛气力。除了全面系统地对《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考证之外，张志和还有大量的旁证，那就是把《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放到整个元明时期的大文化背景中来考察，如这一时期的三国戏曲、平话、野史笔记等等，用这些资料来参证《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他从典章制度、衣着服饰、故事演变等方面所做的详尽考索，新意迭出，却决无闲文闲话。书中插入了28幅《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珍贵的书影，张志和所举出的一些重要证据，通过这些插页可以看出究竟来。看完这些，很多疑惑都会涣然冰释，令你不能不相信，《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所作。如果想辩驳，用什么来推倒他所出具的这些证据呢?看过他以前发表的那些文章的人，对他的观点首肯者不少，但也有不同意的，如徐朔方、章培恒、张宗伟、杜贵晨等纷纷撰文提出驳难。但在这一问题上，他像一个老练的侦探，案已经破了，还会惧怕公堂对簿吗，他撰写的四篇答复文章，附录于本书末尾，读来不止让人感受到他的气定神闲，在争论中更感觉到他的证据与观点令人信服。
还有惊人处，张志和不但证明了《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所作，另一本书，即“罗贯中著”《三遂平妖传》的著作权也被他用一系列无可辩驳的证据将其勾销了。于是乎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相信了他的结论：罗贯中实际上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曲作家，根本就不是小说作家。是耶?非耶?当然还要请尊敬的读者在读过这本《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之后再作自己的结论了。
(《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张志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2咖年10月版，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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