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权高悬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与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最相类的便是“士”。近年来，有关反思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论著屡屡问世，葛荃教授著《立命与忠诚》一书，以史家笔触与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晚明东林党人的政治精神进行了深刻分析，便是其中的力作之一。
葛著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解析了东林党人政治情感、政治行为、政治评价的独特性，以及执着得近乎偏执的深层原因，解开他们种种难以理解之作为的谜团。作者剖析了东林诸子在晚明政治动荡中的那曲悲壮之歌，解读他们的磊落之行，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蕴积着的思想与精神的回望和沉思，亦是一种与当代知识分子自身存在样态的比照，更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史学研究的政治文化巡礼。作者治史出身，却致力于政治文化研究多年，正是基于多种学科的交叉互动，从而把握到了独特的视角与分析话语，得以切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命运艰难的根源所在，并揭示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阻碍着士人独立个性成长的深层基因。葛著在解读东林诸于的行为与精神的过程中，由衷地表达了对于士人道德理念和理想人格精神的赞叹，唏嘘着对于东林诸君难逃王权碾压之悲壮命运的同情，整部著作都凝聚着他对于当今知识分子精神丧失的痛心和对于纯真知识分子精神的崇尚。
如果说认识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地解剖现实，那么研究土人，就是要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士人精神，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之独立性的成长、成熟而厘清障碍，并为传统士人精神的破壁更新而标示方向。这一点正是作者倾注心血，独抒已见并颇具创见的立论起脚处；职此之故，《立命与忠诚》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便由此而铺陈开来，明晰可见。
作者从东林党人的“学问之道”人手，作为其人政治行为最初原因的探察。东林党人日习致用之学，谨记学术应并重功利。其为学目的则是“士人当以天下为怀”的人世，以己身之修习，达到齐、治、平的境地。从学术发展的贡献来说，他们并无太多的光辉之处。于是基于道德理想与实用价值的分野，东林人士最终走上了一条自我实现的道路，以此昭显出“立命”的人生标的。作为儒家文化精髓的广泛适用性与灵活性在东林诸子这里被修正，被纯化成为一种理想至上主义，他们无意中抛弃了儒家“与时偕行”的权变思想。从学术上讲，东林人士不是对圣人经典的全盘遵循，但他们绝对是儒家政治文化核心价值的固守者，因而东林党人的“君子梦”是浸透到每个细胞的。他们学术上以儒家文化的价值核心作为终极迫索，但却削减了先贤的现世思维和调整理念，使得儒家文化的价值纯粹化，从而促成了更加绝对化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情感。
“原惧”与无惧的矛盾统一，这是葛著反思传统，挖掘士人政治心态的着重一笔。这种政治心态是东林诸子日后在百姓与君父之间挣扎、抗争，并最后抛弃自身的道德人格，匍伏在王权脚下的心态根源；亦是他们面对王权而轻生死重理想价值的潜在原因。儒家文化的忠君理念与王权至上思想经过潜移默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已经深植于东林诸子的政治潜意识之中。这种潜在的心态特征必然导致下面的行为后果：一是使中国历史上最具学理个性的士人群体无法摆脱王权的绝对权威，促成了绝对信赖和服从权威的政治行为特征；二是他们面对严酷的政治形势和显而易见的政治迫害，依然能够固守着自己的行为准则，把握着对于道德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决绝的行为选择诠释了其道德与政治理想的价值。
在东林诸子的理想主义中，也存在着某种独立性的成分。这种成分是促成其无惧性格的重要因素。但是，东林诸子的独立性作为一种有条件、有限制的存在，不可超出王权神圣的界限。原惧与无惧的矛盾，混合在他们的政治文化性格之中。因此可以说，东林诸子是儒家文化代代传承的产物，也是晚明政治情势复杂黑暗的造物。
东林诸子的悲剧命运每每令人扼腕叹息，他们的气节也令人由衷感佩。作为研究东林士人政治精神的专门研究，葛著并没有停留在感性的层面，而是以科学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从理性层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指出了以东林党人为典型的中国士人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作者认为，东林党人把最终的价值追索定位在君父和百姓之上，也显示出他们近似天真的理想化。殊不知君父与百姓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更多的时候是相互冲突难以调和的。换言之，东林诸子把一腔热血要奉献给对立的双方，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但他们不可能做到调和其中，因为在他们的性格中不具有宽容与妥协的气质，当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不可调和时，他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他们的历史定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偏离君主政治的航标，一旦他们偏向于百姓的疾苦，期望以“为百姓”来表达对君主的忠诚，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一方面，他们的表达方式对于君主的利益与权威具有事实上的挑战性，在君权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中，对于君权任何形式的冒犯都会导致灭顶之灾，东林诸子在劫难逃。另一方面，环绕着君主的宠臣是君权自私、贪婪和残暴政治本质的人格体现。君主与这些奸佞小人在情感和利益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小人为了邀宠，必然要投君主之所好，以取得宠信。东林诸子与君权的冲突通常会转移到“君侧”，奸佞宠臣代表君主回应君子，在这样的情势下，东林诸君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葛著指出，在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中，小人更善于着意于“功利”而不顾“是非”，而君子在“成与败”和“是与非”的选择中却着眼于后者。在君主政治的条件下，利益的追逐总是要压倒是非的辨析，东林党人试图以辨析是非来对抗以君主为首小人为体的特殊利益集团，这种选择的初始即表明了其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另外，葛著还指出，东林诸子在心理上具有一种非此即彼的政治思维定式，对任何一种事物的判断，非好即坏，非此即彼。这种绝对两分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不具有协调、妥协的行为选择技巧。因而在两军对垒的政治冲突中，他们不善于扩大阵营和瓦解对方，以至后来遭遇猛烈的反扑和严酷的迫害。这种政治思维的绝对化倾向也是造成士人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
葛著的最终着眼点，落在了东林诸子精神分析之上。东林士人把道德修行与人生价值二者关系定义为正相关。高攀龙的“当死便死”，之所以能够，即一个“道”字。这个道宇，更多体现出如东林人士面对死亡时胸怀的“道”之标准，因此也就陷入了为王权下跪的境地，破壁已是不可能，只是死死抱住了一个“道”字。这个“道”历经统治者的修改完善，多半已经成为一种钳制工具，士人亦会如此，那些不善思考或是不愿思考的臣民的情况更甚。中国封建社会的平稳与缺乏朝向现在社会发展的动力，儒家文化的许多价值观还是“功不可没”，“社会的良心”在看似清醒时，又落回到王权不可动摇的迷信与迷思之语境，独立性在最紧要关头丢掉了，血色的鲜红便打了折扣。中国知识分子在与政治权力相对峙的历程中容易虚脱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的凝固化与巨大的吸纳力，那种化大象于无形的深厚度与广阔度，造就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在更替中循环，便是容易理解的事情了。
但对于今天来说，外部世界的范式可能打开一扇中国土人或是知识分子阶层原本认为是不存在的窗子，对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可能会破解那紧箍的咒语。东林士人的精神复醒于当今社会意义就重大起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潜在的政治意识影响着士人的政治行为。把死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人生价值的终结，这可能是儒家文化的一大发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在舍生与杀身时，“义”与“仁”得以实现。当此“义”与“仁”可在适当环境与力量作用下得以转化为社会良心，土人精神向知识分子品格转化也就将成为可能。但这其中路有多远，可见，士人精神要想化蛹为蝶，必然要经历许多外部力量的剥离。
东林人土的对于政局的公议与规谏，使得晚明的政治形势看似十分复杂与纷乱，这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普遍的政治心理所不能接受的。但就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来说，内部因素的活跃对于事物整体保持生命力是必不可少的，死寂的存在最终使事物本身消解不存，这也正是流水不腐的道理。但是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活跃的斗争因素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会蒙住王权执有者的双眼，以是为非，以善为恶，所以压制或是消灭活跃的政治对立一方也就在所难免。人治社会在宏阔背景下能力与素养水平的提高，在个人随环境心境改变自己行为方式的比较中，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君子仁人视为生命的东西，抵不住酒醉后的一声君命。东林党人的境地无奈，也缩影了中国社会不同政治集团中，纯粹化的知识阶层的必然命运。东林士人在最后关头的“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大大消解了他们精神品格的影响，他们作为历史的一群，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他们给我们的精神遗物只是那悲壮又执着的践行姿态，为理想不畏生死的气度，但终极理想却是忠君。更多的时候，政治悲剧是让人们学会了如何得以保全自己，如何在儒家的价值观中为自己混迹于世找些佐证出来而能够心安理得，所谓知识分子已经成了身份清高与有文化的名片，而实际上睁大双眼在寻求一己私利，或是闭着眼睛写书，睁着眼睛拿钱，这也正是葛著所传达出忧世情怀的社会原因。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一个可观的知识分子群，就是在东林土人那个时代，两万多官僚与几十或是上百个东林党人的对峙，力量也是相差悬殊。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良心”一直过于弱小，以至于难以支撑起硕大的身躯。中国知识分子群是难产的，这种难产如何才能渡过并有新生命健康的成长?《立命与忠诚》的作者基于多年来的知识分子研究，在把许多中国文化传统中制约与促进的因素展示给我们，从学术与学理上厘清了诸多被我们误解的政治文化观念和误读的政治现象，留给读者对于当今社会知识分子精神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历史容易被人嘲笑，但如果重逢历史呢?抛弃环境的嘲笑是浅薄的，更何况即使昨日重现，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资格来嘲笑的呢。在东林士人面前，在如东林士人一般的土人面前，我们扼腕叹惜，我们更应该有一种心灵与精神上靠拢的企图，一种精神超越的企图。这该是读葛著时最最真切的一种思索吧!
(《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葛荃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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