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职于出版社的龚明德在为人作嫁之余，一二十年来一直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执著和方式破解中国新文学的疑难问题。截至目前，龚明德已经公开出版四本著作：1984年10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1996年11月天地出版社版《新文学散札》、2000年3月中国电影出版社版《文事谈旧》、2002年5月东南大学出版社版《昨日书香》。笔者以为，从实证研究角度去审视龚明德的中国新文学研究，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目前人们对新文学史料研究的认识似乎还只停留在考订、校勘等文献层面上，这大概由于二十世纪在人们的时空感受上不算作古代和把新文学史料只视作纸质性的“本本”而不认同于“物”，从而把相关的研究不看作实证研究。笔者认为，从实证角度提升新文学研究是必要的，这关键是应该把新文学史上那些初版本看作融文献与物为一体的“实物”。
龚明德爱引用藤野先生的“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这句话，我们可以接着这样说：既然实物被“改换”过，就应该有人为之恢复原貌。触发龚明德的正是五四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这三十年间中国新文学著作大量改动的现实。这些改动，给后人特别是研究者穿透时空的隔绝把握文本的真实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朱金顺先生在他的《新文学考据举隅》中指出：“一个研究者，应当具备文献学的眼光，应当认识版本的优劣。在对于一些作家的争论中，有时是版本学常识不足造成的，表面是观点之争，实则是版本之争造成的。”如对于曹禺《雷雨》中有没有宿命论观点的争论、对于郭沫若《女神》中是否有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上的不同，正说明新文学作品原貌改动之大和弄个水落石出之必要和重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算是龚明德新文学实证研究的尝试和起步。但当他雄心勃勃地组织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作品汇校丛书》时，不料却因《〈围城〉汇校本》引起版权纠纷，一时沸沸扬扬。但由此也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如吴福辉发表于1995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文章所言：“近年来，又出了李劼人《死水微澜》、钱钟书《围城》等的小说汇校本，虽然因作家权益问题引发争议，但得到研究界的支持。”如果这还只是从版本校勘的层次去界说的话，那么实质已不仅限于此。校对的基本方法是互校，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版本校其异同，主要针对版本中的误植而言，但龚明德在作业时已碰到大量的人为改动的情况，在这改动的背后隐含着政治、文化、时代和作者个人命运沉浮等诸多原因，为他后来的研究之不断提升埋下了伏笔。
龚明德并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研究定格在版本学上，他从新文学作品大量改动的情况中不仅发现了作者笔误和手民之误，更发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要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弄清“中国新文学”究竟改动了哪些，还要尽可能弄清具体原由。这就有了实证研究的味道，即对事实的释说限制在现象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对中国新文学的感知建立在初版本以及其后的变化上。通过对其后三本著作的比较阅读，可初步知道他的研究特点：一、把初版本看作实物；二、探究改动背后的真相；三、对抓住的问题不懈地追问；四、发掘被主流文学史所丢弃的作家作品乃至文学现象。
在文学研究开始重视流通、消费等日常生活形式，更注意考察作品在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时期里是如何被接受和再阐释，作品又是怎样影响、塑造阅读主体的今天，把初版本从书的层次提升到“物”的高度更有意义。在龚明德的研究文章里可看到大量使用初版本这些旧物的记述。如：从1925年6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程浩著的《节制生育问题》的高语罕序文中考证高语罕的生卒年份；据《窗下随笔》的1929年12月初版本研究章衣萍投身平民教育；以1933年9月1日出版的《朔望》总第九期半月刊研究张西曼的“正身”；以对野夫《木刻手册》续版的研究发现一则鲁迅的书信原文；以1938年6月的《抗战文艺》钩寻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艾青全集》中被删的半首诗，更有对巴金《家》、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叶圣陶《倪焕之》各版变化、改动之全面系统的研究，等等。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初版本在物证的意义上做有力的实证才使龚明德的研究在学界有一席之地。
龚明德不仅仅盯住新文学作品中不同版本的异文，而且还指出了一些对新文学史实人为改动情况，如：汪静之无视史实把周作人给他修改《蕙的风》一再说成是鲁迅所为，茅盾随政治情势而改动他在日记中对《林则徐》电影的观感评价，就“红黑出版处”的讹误批评宋建元和周良沛各自的丁玲传记，揭露周扬压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使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抢先印出半部的事实，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的凌叔华《花之寺 女人 小哥儿俩》误植连篇的不客气的批评和感慨……。
龚明德洞悉新文学人为改动的隐秘。叶公超在追忆自己的旧作《鲁迅》时发生巨大误差，其实与台湾当局的舆论钳制有关，因为当时鲁迅的著作在台湾属禁品，公开谈论只能与当局保持高度一致。张天翼对《华威先生》的改动与1942年5月以后的文艺界整体情势有关，况且，对华威先生活动范围和背景的重新设计，是一直未引起关注的重大改动。周扬压着丁玲的长篇不让印是有人想把周立波《暴风骤雨》内定为“第一部”。《荷花淀》初刊本水生的年龄“不过二十岁”，五十年代以后的版本都改成了“不过二十五六岁”，这是为了适应新颁布的婚姻法。还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后修改很多；毛泽东《五四运动》解放后补入的三处；丁玲仅六百多字的日记被陈明删改换增多达三十多处等等。龚明德指出：五四以后三十年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1950年后除个别作家如鲁迅外，无一例外地被全面或局部地修改过，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修改，都是根据当时的有关政策规定来修改的。透过这些修改，我们不仅看到文本的真实，还可以感到一丝曲折多彩的动态历史况味。
算来龚明德弄新文学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了，从先后出版的四本个人专著看，他是一步步的凸现其实证研究的追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就定下了物对物、实打实的调子，十六年后的《新文学散札》正是研究成果的一次正面展示。四年后即2000年3月推出的《文事谈旧》是龚明德从未谋面的北京同仁从其散刊文字和《新文学散札》中所选，但多经龚明德增订，最明显的不同是增添了五十二幅插图即当年的老版书影和被论及的作家手迹，酿造出一种历史的情境与氛围。2002年5月出版的《昨日书香》更上层楼，与前两本相较，这回首次采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段来分辑。如此编排，表明龚明德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所获已成规模。同时，刊有书影、报刊剪影、人物照相、手迹照相等一百一十八幅，较《文事谈旧》多出六十六幅。这本《昨日书香》除了朱金顺先生在序里所归纳的“考竟源流”、“史料辨证”、“版本发掘”三个特点外，笔者以为，龚明德对有些篇目的增补值得注意。面对浩如烟海的新文学史料和零乱如麻的改动情况，龚明德以有限之精力、财力、机会、际遇作研究的个人行为，短时间里集中做通做透一个专题并非易事。因此，许多前期涉笔的题目随着材料的觅得后来有重要添补。三本书相较，《昨日书香》与前两本同题文章共十二篇，其中与《新文学散札》同题文四篇，与《文事谈旧》同题文十篇?重复同题二篇?。同题而后者的内容更其丰富、更其确凿，这正是龚明德持之以恒做研究的可贵处，他在不断的增补中对问题的研究渐趋完善。至今，通过龚明德的研究，“语丝”的来源、《家》的版本变迁、《华威先生》的版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版本和早期研究以及问世的前前后后、《爱的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倪焕之》的版本、章衣萍的生活和著述等不少问题已有可让人信服的定论。这在学界是不可小视的成绩。
注意发掘被埋没的史实。严格讲，龚明德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新文学”而扩展至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方面。新文学的占领文坛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文学的实际是，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旧文学在当时的文坛上仍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无疑也是新文学的一部分，显示了当时时代的氛围。因此，从新文学研究的角度考虑也不应忽视与之有联系的其他方面。发掘新的东西何其难也，龚明德勉力而为。叶伯和的《诗歌集》、非卖品《蓼子遗集》、野夫的《木刻手册》、扬世才的《言子选辑》、《文艺后防》的创刊、中篇小说《滩》的作者、梅痕女士的抒情诗集《遗赠》、抗战词集《中兴鼓吹》、鲛人的《熔》和《山寨》、沈旭的《黎明前奏曲》、胡仁宇编述的《恩海集》、张珞的《朦胧》等等，在龚明德披沙拣金的劳动中一一面世。而龚明德的发掘又特别关注史实细节，使鲁、郭、茅、巴、老、曹等大家之外的文学景致重现，虽然并不显赫，但能感到本来就有的新文学“须根”的生命全貌。
陈寅恪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分，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窃其全部结构，必须具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然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率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龚明德积二十多年之功成书四本，虽不多，并不易，不过他坚信：五四以后“这一阶段的文学头一二十年基本是自然生态的文学，大有可研讨的题目。我是业余弄这些题目的，使命感使我的兴趣更趋于浓厚。我完全顾不上别人说了什么，反正我就这么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尽我所能地写下去。”他这段表白和二十年来的实证研究作为，给陈寅恪老先生的话作了一个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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