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的学术史视野中看来，“中国在大学创办研究所，始于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有国家级的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则始于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20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而作为现代学术史发展进程的枢纽性人物，蔡元培的这种个人功业与现代学术史合拍之处，则如今天的史家公认的：“现代中国学术的转承，就主流而言的关键时期即在从北京大学国学门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间宗旨和人脉的过渡，便是……厦门大学国学院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227～2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令人不解的是，在众多蔡元培传记与研究类著述中，对其苦心经营中研院十余年、培育与发展科学研究事业的贡献与思想这一方面论述颇多，而对其更早时办理北大国学门方面的理念与贡献，则相对有所忽略；在论述国学门的著作如各类北大校史中，则多是着眼于史实或逸事层面的钩沉与铺叙，而未能就国学门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现代学术制度建设方面入手作出足够深入的论述。台湾学者陈以爱著《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以下简称《学术》）一书，对国学门的建立与现代学术体制建设的关联有着别开生面的剖析，为我们认识学术研究机构与现代学术进程间的互动作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研究范例。
大约发轫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绵延至今的“学术反思”热潮，使关于学术独立自由、学术职业化等问题在世纪之交凸显为人文社科的一个公共性话题。在镜鉴韦伯、布尔迪厄、曼海姆等域外学者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同时，这种话题掘进的另一种路径，则是努力寻绎、追怀由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现代中国学人开启、培育的现代学术传统，由此认定，“现代学术之建立”（借用陈平原书名），在观念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等现代性理念的确立。按照刘梦溪《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夏中义《九谒先哲书》、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等著述所论，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1898）、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与《新史学》（1902）等文中的理论性探讨，以及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陈寅恪于史学研究之自觉实践等，就在“学／政”、“知／用”、“理／器”、“真／俗”、“学／术”等分疏为二途的求索中，基本确立、奠定了学者职业化、学术自主化的基本定义与标准，这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这种历史的转捩，在今天看来颇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意味。而如果抱着一种“同情之了解”来体会当年承受者的感受，却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政学分途之后，一向作为候补官僚而被圈养于翰林院、国子监之类官方机构中的文人，开始在身份逐渐独立的欣喜中由逼仄的庙堂走向宽广的民间，从拥挤的仕途走向自由的江湖；而另一方面，由于废科举、开学堂及“旁采泰西”等教育新潮，地方书院、私塾等民间私学传统开始大受冲击，荒江野老屋中“民间的坚守”显得异常艰难。何去何从，站在方生方死、欲新还旧的现代地平线上，寻找新的存身之所，成为学人们最为迫切的现实性问题。这种“存身”，并不仅仅意味着要到新涌现的现代学堂、报刊书局等处去解决衣食之忧，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代职业学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学术追求，迫切期待现代社会能够提供庇护与接纳，呼唤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术研究机构，就成了时代性的群体诉求与普遍自觉：“知识阶层，已觉悟单靠得学位，图饭碗，并不算是学者，渴望有一种研究的机构”（蔡元培《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成为现代学界的共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三二》中说：“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的丰富……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共研究机关……”负责筹建国学门的沈兼士则以为，要对古代器物、语言等进行整理调查，“均非有负责之机关，充分之经费，相当之人才，长久之时日，莫能举办”（《国学门建议书》）。甚至到王国维1927年自沉昆明湖，引起一片“千古伤心文化人”的哀叹，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为失去“中国学术界惟一的重镇”而借题发挥，将矛头指向学术研究机构的缺乏：“他今日的自杀，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应当共同担负责任。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是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又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文末，顾颉刚沉痛地说：“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建设专门研究的机关！”顾氏所论王国维投靠罗振玉之说，至今仍未有定论。但对于一生志在求得一处安心问学空间的书生顾颉刚来说，没有现代机构可以栖身，多少也有其个人的切身之叹。从《学术》一书所胪列的时代呼声可以看出，成立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种由渐兴到群起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个别学者为存身谋食的权宜之计，而是时代潮流催生的产儿。从根本意义上讲，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与创建，是与学术潮流相激荡、与社会需要相呼应而出现的新风景，它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有力推动。学术机构的兴起，曾经历过一段难产的前奏，即是因为它所必备的条件仍有待于成熟之故。民国初，马相伯、梁启超等名流意想依照法兰西学院的形式，筹建“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的函夏考文苑，而最终流产；1917年蔡元培首次长北大，在文理法三科筹设研究所，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研究所最早的雏形。但“各系分设，觉得散漫一点，所以有几系竟一点没有成绩”（《北大第二十三年开学日演说词》）。等到随后不久蔡考察欧美大学各研究机构，逐渐领悟到其真正精神，重新草拟《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才为1922年国学门的创立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除了知识界呼唤以专门机构推动学术发展这一普遍共识外，民国年间因国外学界刺激而萌生的民族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对建立学术研究机构起了推动作用。五四启蒙运动落潮后，西学的冲击与挑战，使新文化运动中一度作为核心话题的“国学”的研究价值受到质询，民族文化危机空前凸显。一向善于激动潮流的胡适际会风云，提倡并说服“太炎门生”联手“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整理国故运动，由此成为合法化的时代性学术主潮，国学门的兴起正与这一运动同步。陈以爱将现代学术制度化的起点追溯到国学门，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时间上（1922）的领先，还因为“国学门的成立，是整理国故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而这一学术运动的兴起与扩展，同样是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中心课题”。事实上，正如逯耀东在为陈书所作的序中所说：“中国近现代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如果缺少民族运动与民族情绪的激发，就无动力可言。”有意思的是，民族文化危机与民族意识，不仅刺激了与民族意识有着天然联系的人文社会科学机构的产生，即便是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面对以敦煌文物遭劫流散为代表的“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以及国外汉学锋芒逼人令中国学人坐立难安的情形，中国的人文学者抱着“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步地”（沈兼士《国学门建议书》）的信念创建国学门；自然科学界，则在风行一时的“科学救国”思想的推动下，将以科学社为代表的学会社团朝着进一步职业化、体制化的方面迈进，以便使中国科学追赶上世界的脚步。科学家任鸿隽回忆自己1926年参加东京泛太平洋科学会议时，“此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不让中国加入，他们惟一的借口，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代表全国的学术机关。后来我们虽然把中国科学社抬了出来，搪塞过去，但在外国人心目中，我们中国还是没有一个学术的中心组织的。”当任回答说中国既没有学术研究会议也没有科学院时，“你可看得见失望或轻蔑的颜色，立刻出现于你的问者面上，你自己的颜面上也不免有些赧赧然罢？固然，一个学会的有没有，于一国的文化，并没什么大关系，但至少可以代表我们学术的不发达，或我们不注意。所以到了时机勉强成熟的时候，希望我们有这种相当的组织”（《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的回顾》，转引自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以下简称《科学》）。段治文认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中国科学史上最有意义的变革，那就是“科学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并不断加强：“近代以来，虽然科学技术得到大量传播，科学观念也开始逐渐确立，单独的科学探索也开始出现，但直至清末民初，类似欧洲那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共同体’始终没有形成。而自从民国初年集会讲学提倡科学的风气进一步发展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推动了科学思潮的普及，‘科学救国’的思想风行一时……自19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后，以包括单科的、综合的科学学会为表征的‘科学共同体’在二三十年代得到全面发展。据统计，1919～1937年成立的大大小小各类科学技术团体达到394个。”民族意识与现代学术之关系，是一个难以尽言的复杂问题。当世纪更迭翻开新的一页，面对世界科学大发展的潮流以及民族科技相对滞后的局面，对于今天的中国学人来说，百年先行者的隐痛听来有着一种言犹在耳的现实警醒意义。
耐人寻味的是，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仍是在传统学术中心的国学领域。蔡元培创办研究所原定有自然科学、国学、社会科学及外国文学四门，但最终只有国学门终成正果；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院，也是“先开办国学一门”。这对中国学者来说，似乎有着“以己所长较他人所短”的嫌疑。陈平原的解释，是认为“除了师资实力雄厚，学科前景明朗，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创办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需经费巨大，非当年的北大、清华所能承担”（《北大传统：另一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载《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如何经费还只是次要原因，而师资力量、学科前景则是主要者。说穿了，学术机构的设置，需要的是有足够学有建树的人员、足够程度的专门学科业绩与进境来支撑门户，否则空无依傍，只能沦为一个“皮包公司”。1928年中研院成立时，按组织条例原拟设立全国最高科学评议机关——评议会，但最终没有成立，其主要原因也在于“当时国内除了地质、生物两学科有较大成就外，其他学科的研究还很贫乏，难以选出合适的评议员”（段治文《科学》）。事实上，国学门所包含的“国学”早已非复是旧年传统的国学，更非“国粹”，而是如刘复《敦煌掇琐叙目》中所说，这时秉持着新精神的国学研究，是一种“新国学”，一种“旧瓶改装新酒”的学术新事业。国学门所提倡的“国学”，超越经学中心，孕育出了价值中立、学术平等重要的现代学术品格，开拓出了民俗研究、考古调查、档案整理与方言调查等现代学术新领域——而正是这几门仍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新学科，支撑起了国学门的整体形象。在向现代学术过渡的步履中，当中国学人早已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西方的学术体系取代了传统国学的四部分类法时，“国学”是他们仍然不得不使用的一种产生号召力与凝聚力的招牌而已。
至于学术研究的“操作策略”方面，国学门更是显示出一种迥异于传统学术的做法。按照科学史家Edward Shils的观点，学术活动的建制化，意味着参与其中的学者之间有着相对密集的互动；互动愈是密集，互动结构中的权威机构在处理种种学术事务（如学术评估、认同、晋升、分配、奖励等）时就愈有发言权。要使学术活动实现高度建制化，则需要建立相应的教育与管理组织并得到外部支持，使领域内的成果为外部接纳或运用。国学门承担的，正是学术建制化所需要的多种功能。在古典学术时代，学人的交游范围或成功因素，往往取决于世家、同年或师生传承等传统的血缘或地缘性关系网络。美国汉学家埃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中，以常州学派等江南学者职业化与学术交流网络为例，对这点有精彩的分析。而在现代学术的活动中，学术研究机构往往使集结于其麾下的学人群体扩展成为一种“势力”。学术研究机构之于现代学术之建立进程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所从事的研究，而更在于它对现代学术活动的组织功能与造势效应。从国学门的组织结构看，它有编辑、研究、登录三室及歌谣研究、明清史料整理、考古、风俗调查、方言研究五个专业协会。而且正如陈以爱所说：“五个研究团体的成立过程，就可以发现到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同人在一开始就有一个全盘的组织蓝图；相反，这些学会的建立，多半是由于学者们处在同一学术机构中，得到许多交流的机会，因而迸发出学术研究的火花，最终促使五个学会的陆续成立。”国学门同人在利用图书资料、出版部资源、获得学术资讯及发行学术专刊以便与国内外学者建立联系、进行交流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很快跻身国际学术交流网参与专业对话，这是传统的个体性学术活动所无法短期内获致的。主编过《学术与社会：二十世纪的中国》丛书“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对史学与与社会互动关系关注较多的史家罗志田说：“新兴学术建制与二十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因而也与今日学人爱说的‘现代性’颇有关联。换言之，新环境使治学的方式不能不发生变化，办学术机构最力恐怕也最成功的傅斯年指出：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学术和社会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见《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罗志田特别指出，与传统学术机构也能聚集人才不同的是，现代“学术机构与专业杂志的互动关系，特别提示了这是一种‘现代’的研究机制”。陈以爱在著作开首也指出：“欧美式专门研究机构在中国的兴起，是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特色与发展动向，反映出当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组织在进行转化与重组之际，学术研究也出现组织化、专业化与制度化的趋向。”
与此相似，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功能与作用也类似：“正是这些‘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才使得处于当时政治局面混乱时期的中国科学，得以不断推向前进。这些科学团体不仅是当时科学研究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推进的有力杠杆，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表现”（段治文《科学》）。史学家郭正昭在《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一文中认为，中国科学社的出现标志着一种“非会社的”（Non-Associational）过渡到“会社的”（Associational）学术变迁。段治文则认为：“二三十年代以后，功能专门化的各种科学学会的大量出现，才真正是中国社会基础结构从血缘的和地缘的走向高度业缘的一个有力证明。在这个高度业缘化的过程中，中国科学社和中央研究院作为两个代表，不仅是一个学术组织，更是一种母体组织。……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种高度业缘性组织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完成现代转型，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同上）。陈以爱与段治文两位学人分别从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内学术机构的兴起这一表征，殊途同归地把握到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与社会之转型的内在脉络。
但是，由于政治动荡及内部人事纠纷（如胡适与“太炎门生”间的分歧），国学门的成绩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胡适曾多次对北大的人文学术水平忧虑，即是对其声势极大而建树颇小的情形一种内心的不安。陈以爱注意到，尽管国学门之创办主要由留日的“太炎门生”响应胡适整理国故的号召而成立，但在继续发展中，却陆续吸纳了留学欧美的学者如刘复、林语堂、李宗侗等加入，为国学门开拓出新局面。从留学史的角度分析，清末及民初中国留学生多以赴日为主，且多选择法、商、政、军等实用性专业；而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习发生转移，留学欧美人数激增，学科也多选择基础性学科。在这种趋势改变的背后，是由急功近利的“术”向沉潜的“学”的转移，也是由日本普及速成式教育向欧美精英养成式教育的转移。在人文学科领域，考古学、方言学、民俗学等现代学科在欧美发展都经历了一段时程，各自形成了一套专业的理论与技术。而就开辟草莱的国学门同人来说，整体看学术成果显得“虽具有开拓学术新领域的雄心，惟因多数人对上述领域的理论知识与操作工具，仅具粗浅的认识，这就导致他们在学术上往往是开拓有余，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则有待于后人之努力”（《学术》）。及至后来李济、赵元任等受过近代人类学、语言学专业训练的学者入主中研院史语所，就取得了远较国学门要好得多的成绩。这实际上体现了学术发展中“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通性。不过，国学门的缺陷或许还反映出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学术体制的兴起与建立，能以集众的方式最快速度、最大可能地集结精英学者的合力并进，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说到底，于人文学科而言，它的精进并不能完全借助同人方式的研究办法。王国维、罗振玉等大学者与国学门时合时分而最终决裂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早年在日本以国学讲习会授学的章太炎却无闻国学门，并在此后还谢绝清华国学院导师之职的邀约，只是一心守护“学在民间”的私学传统，更是一个对现代学术机构包括现代大学持怀疑态度的极端个案。国学门所倡导的档案整理、民俗调查、歌谣收集、考古调查等方面多出现热闹有余而专业性不足的困境，与这种合作方式未尝没有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曾向胡适进言：“兴致高往往与思想深为敌”；王晓明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载《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对《新青年》群体的分析也表明，同人集体式的策略化运作，容易派生出“文学的进程是可以设计、倡导和指引的”等与文学规律相悖的观念，由此构成的社会文学机制和无形规范，制约了现代文学的进程。这与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式之利弊，也有其相似之处。如何在适度制度化、集体化的同时而又保持其活力，在量化管理、核心期刊、课题制等学术体制化建设过犹不及的今天，更是一个困扰众多学术机构尤其是人文学术机构的难题。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国学门等学术机构于现代学术的意义，与其说在其自身集中研究与组织功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不如说在于它的可推广性与示范性。1927年，以奉系为首的北洋政府的文化迫害日甚一日，欠薪、学潮、通缉教授等事件，使国学门所依赖与弘扬的学术独立在北平不复存在，大批学者由此星散南下。与此相伴随的是，当年经营国学门的理念也由此播散、移植至南国等地，随后建立的厦门大学国学院、中山大学语史所等学术机构，即是当年北大国学门所播下的种子在中国各地的结果，以至使国学门旧人董作宾欣喜感叹：“吾道南矣！”清华、东南、燕京、金陵、齐鲁、华中、辅仁、岭南等大学国学研究院（所）以及中研院的建立，都可谓是国学门的推演。这种推演，并不仅仅是人员的渊源关系，更体现在其组织方式、研究方面等学术机构范式的“克隆性”方面。这种由“母体组织”式的学术机构孕育出众多子机构的过程，是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时所出现的显著现象。
由于留德多年并推崇德国文化精神这一知识背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除了我们熟知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和“五育并举”之外，另一基点就是对专深学理的注重。“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是他重要的理念。1920年北大评议会通过的《研究所简章》即明示：“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 从创立国学门到经营中研院，都贯彻了蔡元培倡设学术机构以供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这一理想。及至三十年代中期，他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回顾自甲午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大势时也说：“综观所述新文化的萌芽，在这三十五年中，业已次第发生；而尤以科学研究机关的确立为重点。”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至三十年代末，中国已经出现了诸多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与团体：以中研院为代表的欧美式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以《新青年》、《大公报》、《观察》为代表的传媒文化力量，共同交汇创造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文化公共空间，传统的士大夫群体在与这些机构的互动中，沐浴着现代的文化学术光芒，蜕变成长为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的现代学术文化，也由此奠定了良好的建设格局。学术社会学认为，人类学术活动的建制化过程，即是由参与此类活动的人们形成某种有秩序的社会系统的过程；从观念层面来看，同时也是一种适当的价值、信念、规范在人们思想中获得内在化认同接纳的过程。从总体看，中国现代学术在二十世纪的建制化进程，是以欧美学术主流为参照的。以大学为例，因为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域外学人甚至说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欧洲大学的凯旋”（参见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27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谢泳在《西南联大与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1998）中，通过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回到中国”，正是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建立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对联大教授的留学背景分析表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谢泳还通过对燕京大学社会调查工作站——魁阁这一现代高水平科学共同体的个案分析，得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从正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到民间的魁阁，本来已形成现代学术发展的基本格局”（《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的结论。余英时在悼念钱穆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文（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中，曾引钱穆的说法：“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经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所谓“客观的标准”，大体可以说是以欧美现代学术主流为参照的标准与理念。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的日军侵华战争这场千古浩劫，摧毁了刚刚起步的中国学术文化建设，使中国学术“神耗气竭，光彩无存”。及至尘埃落定的五六十年代，则又是无休无止的政治式“文化运动”与“思想运动”，文化与学术逐渐倾向于以苏联模式与价值为参照，粗暴地将欧美风习与影响清理涤荡殆尽。以民国年间教会大学的重要学术机构——哈佛燕京社在1951年左右最终中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为标志，欧美研究型的学术机构终于在中国水流花谢。由当年数代学人参照欧美理念经营起来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一度几乎全军覆没打入另册。及至今日，当我们的北大、清华们言必称牛津、哈佛，“西方话语”在学界大行其道时，历史仿佛深蕴着一丝轮回的禅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蔚为大观的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从局限于文献文本的分析归纳，转向对现代学术机构以及其集结的知识群体（或者可将机构与学人群体合称为“知识共同体”）的研究。一大批以现代文学研究者为主的学者在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下，向其他相关研究领域介入，开始超越传统的注重文本分析、注重作家作品与社会政治关系之间的对应式解读，而扩大到对文学与它所赖以存在的大学、出版社、报刊、社团、知识群体等生存机构与活动空间之间的关联予以深入关注，这使得文学研究者成为学术与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支偏师劲旅，亦使得学术与思想史研究别开生面。作为影响现代学术与思想史的诸多现代学术机构、文化重镇与知识群体，都逐渐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首先是史料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不再像以往大多局限于政治性标准，而呈现出更为广泛的历史视野与文化品格，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大学的校史资料，《新青年》、《大公报》等报刊的选本，商务、中华等出版机构的史料等等，都相继出版。各类相关的专题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与广度，如谢泳对《观察》周刊、西南联大与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关系的研究；陈平原对北大与现代学统关系的研究；朱鸿召、王培元对鲁迅艺术学院及延安文人群体的研究；杨扬、王建辉、吴相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黄延复、徐葆耕对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王芝琛对大公报人群体的研究等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扩散为人文学界的中心话题，由此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影响较大的专著：钱理群主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与“文学与出版”两大课题。前者的成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丛书”2000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三十年代的清华校园文化》、《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东南大学与学衡派》等七种；后者的成果“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研究丛书”1999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已出《创造社与泰东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两种；陈思和则指导其学生对现代文学期刊进行研究，把《七月》、《晨报副刊》、《小说月报》等作为博士论文选题；陈引驰、杨扬等2000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研究丛书”，已出《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三种；至于其他个体性研究成果如陈平原著《北大精神及其他》与《老北大的故事》；谢泳著《西南联大与现代知识分子》、《原来教育在清华》；吴相著《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朱鸿召著《延安文人》、王芝琛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等，都成为读书界交相流传的著述。据笔者所知，自然科学史方面至少还有胡宗刚对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研究，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正在出版之中。同时，在交流的视野中，海内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都被相继借鉴引入，如苏云峰对清华大学研究的成果《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三联书店，2001）、王汎森对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成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等，都得以相继出版。
对学术机构与知识群体的关注，不仅仅意味着关注对象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方法的变换。文本—机构、文本—制度、文本—知识群体之间的关联性研究，使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更富有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深度。在这方面尽管有了很大的转变与进步，但对学术机构与现代学术之建立间的关系的探讨，今天仍然期待着更大的开拓。这不仅指还有诸多被历史遗忘的机构仍有待于学界对其“开疆拓土”，如以丁文江主持的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自然科研机构，以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大学，以林徽因沙龙为代表的知识群体，以复性、无锡国专为代表的过渡性书院，以商务编译所为代表的出版研究机构，以中华文化基金会为代表的文化基金等；更重要的是，学术机构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诸多阐释的可能。对现代史上学术机构本相的钩沉，表面看是一种文化记忆的恢复，而深层则可能意味着是对此前阐释价值取向的修正与颠覆。这不仅需要学术功力，还需要理论勇气。
诸多学术研究机构为中国的现代学术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百年的视野中，它们本身也因其无穷魅力而成了一道令无数学人留恋与感叹的文化风景。时光的流逝使它的往昔成为远年的历史，而历史与现实的碰撞却使我们对其常读常新。这些机构关注与呵护过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也理应在今天得到我们更进一步的文化关注。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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