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为数可观的明人手札，几经辗转，最终成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一份特藏品。在它沉埋人世、历经沧桑达四百年之久以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智超先生数年的潜心研究和整理，汇纂成《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得以再渡重洋，返归故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这批手札的馆藏目录总冠以《明诸名家尺牍》，被分订成日、月、金、木、水、火、土7册。它们共包括733通信函、190通名刺和1张账单。据考，其最早一通作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最迟一通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
这批手札的最主要的收信人也即第一收藏者为明代徽州府歙县岩寺镇的方用彬。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1542)，卒于万历戊申?1608，参见环岩《方氏族谱》?。其祖辈于扬州经商发家。用彬可能是通过捐赀而得“例监”，时间约在万历元年?1572?，三十二岁。用彬在入监之前，曾参加了由汪道昆组织的“丰干社”?文学团体?，是所谓的“七君子”之一，并以门人的身份颇得道昆赏识。但入监之后甚至到万历十六年?1588?，四十七岁的方用彬仍然屡试不第，青衿如素。可能从此他便对功名不再抱有幻想，于是更加放情诗酒，喜好交游。在他五十九岁?万历二十八年，1601?的时候，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因而将箧笥中亲友的函札名刺诗词“检点分类校定”，希望“传诸后代”，以示“重交谊、宝翰墨”?见全册第九函后用彬自识?。七年之后，他便辞世了。
通过这批手札，我们大体可以认识一位生活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名不见经传的徽州人。他亦士亦商，四出活动，南北二京、苏州、杭州、广东、湖广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所过从者，有宗亲姻戚，有文友诗友，有地方官员，也不乏王侯公卿。他功名蹭蹬，然而颇有文化素养，能诗文，懂篆刻，精书法。他和宗人合作经营店铺，大体以商业为生计，然而并不见得成功，甚而至于晚境颇窘，为要账不惜和朋友撕破面皮。像他这样的特殊身份，在那个特定时代，在那个特定地区，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方氏留下的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923件手迹?未包括方氏本人所列账单、自识及其外曾孙清代康熙年间吴期祚的跋语?，分别隶属于四百八十余位作者。他们是方氏的族人、乡人、乡官及徽州之外的方氏友人。仅就其中733通信函来说，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知数量最大的一批明人手札。它们是道地的原始资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徽学文化宝藏。我们可据以了解当时徽州方氏宗族的一些情况，进而对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的封建宗法制度获得某些直观的认识。方氏在歙县乃至徽州都堪称大姓巨族。歙县方氏以东汉章帝太常卿黟侯方储为始祖，繁衍生息，至此已分为十派，方用彬属其中最大的派系——环岩派中仲里门的第二十二世。致信用彬的方氏族人五十三人，其中自然有亲疏贵贱之别，较具典型意义者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官吏，如对用彬影响颇大的他的族叔，年高德劭的方弘静。二是商人，他们在家乡、扬州乃至湖广、四川等地从事渔盐等业。名大滶字于鲁者为当时最著名的墨工。三是“山人”，著名者有其族叔尚 ，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关系密切；其族弟文巽则长期依附于公安派的袁宏道。四是文士，如和用彬同为“丰干社”“七君子”的方简、方策。
写信者依地域而论，最大的群体是徽州人。方氏族人之外，尚有一百五十人之多。我们更可据以研究当时徽州的许多方面，特别是风俗、文化。前已提及，方用彬作为汪道昆的门人而颇受赏识，实则道昆一家和用彬都过从甚密。
汪姓是歙县的又一大姓。汪氏、方氏递为婚姻，关系密切。用彬妻即出汪氏。其长子彭龄也娶汪氏。汪道昆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三岁时进士及第，曾官至兵部右侍郎。当时的徽商已经遍及全国，颇具影响。而徽商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主体，又与徽州文化密切相关，许多商人家庭赚了钱之后，便竭力培养子弟读书做官，以求得政治地位的提高。道昆就是从徽商家庭走出来的一个成功者——其祖父及父辈都是大盐商，他很大程度上成为乡人教育子弟的楷模。在李攀龙死后，道昆和他的同年王世贞被时人并尊为“两司马”，主盟文坛达二十多年。道昆由他的两个弟弟道贯字仲淹、道会字仲嘉即所谓“二仲”者主其左右，开展社会活动，便俨然是家乡青年文士的领袖。在两次家居期间，道昆曾先后倡导并组织了“丰干社”和“白榆社”的文学社团活动，吸引并直接影响了包括方用彬在内的一帮人。道昆一家三代——自其父辈至其子侄辈共六人有信函致方用彬，其中“二仲”的信更达26通之多。道昆除了和用彬有书信交往之外，还有诗文酬唱，如他曾有《赠方生序》之作(见《太函集》卷三)，就是赠予用彬的。总之，道昆和用彬间的师生之谊颇笃。而这种关系便成了方用彬开展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凭借，他据以结识了当代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如王世贞、李维桢、戚继光等。用彬另一个重要的社交中介——他的书法老师、曾任内阁中书舍人的广东人黎民表，很可能也是通过道昆为之绍介的。
和用彬有书信往还的乡人，多是家庭背景相类者——祖辈父辈为商，家境颇不寒酸，至少不是以耕织为生计；自己功名未就或沉沦下僚，而均颇怀学识技艺。如具有传奇色彩的十岳山人王寅，爱好古玩法书名画的吴守淮、吴治兄弟，善于篆刻的吴良止，爱好印章的吴良琦兄弟，用彬的“丰干社”友、“七君子”之一的谢陛，诗人兼书家潘纬，书画家詹景凤，为用彬刻印数方、诗书画篆号称“四绝”的山人汪徽。用彬和他们时常谈文论艺、交流藏品、诗酒留连。用彬时或向他们出售墨砚文具，炉鼎古玩，甚至彼此发生借贷、典当关系。用彬和他们同属落魄文士。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空间，把方用彬和他们维系成一个群体，构成那个时代那个典型地区具有典型社会意义的“士文化”层面，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族人、乡人而外，与方用彬有书信交往的官吏士绅，据现存的信札名刺统计，超过百人，他们颇多礼请辞谢之帖。用彬以文会友，有两件事值得关注。其一是组织编纂《瑞麦诗》——为颂扬其父母官万历间歙县知县彭好古的德政。汪道昆有《瑞麦颂》之作?见《太函集》卷九十七?。再一是主持编纂《回生诗》——以万历间泾县知县张尧文进京会试途中殊而未绝为本事。汪道昆曾有《泾县新建义勇武安王庙碑》之作?见《太函集》卷六十五?。两次组织活动，用彬都表现得非常积极。这两次活动也许他是代表“丰干社”筹办的。汪道昆组织了“丰干社”、“白榆社”，而此前，岩寺附近还有王寅、方弘静等人组织的“天都社”。与用彬有交往的盛时泰等人，又是当时南京的“青溪社”、“白门社”成员。可见这时文学社团是相当活跃的。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的文献资料价值，以上仅是略引端绪，它的文化内涵实则相当丰富。应该指出的是，不经过“考释”，从方氏遗下的这批原件中，我们除了看到几个感到眼熟的名字之外，是很难有什么收获的，甚至于连主要收信人是谁也会疑莫能明。著者通过逐一的认字、认人、认时、认地、认事，将信函名刺融会贯通，绳串珠联，深入细致地爬梳史传、进士题名录及登科录、方志、文集、书画印谱、家族谱，挖掘相关的人物、背景资料。有些资料如家族谱颇不易得。有些资料如《太函集》、《大泌山房集》则堪称卷帙浩繁，翻检之劳可想而知。“考释”以多重证据连环互证的方法解决了诸多疑难。著者坚持“金针度人”的原则，为我们完整地展现出一个个精彩谨严的求证过程。如关于收信人名、字、号的确定，其入监时间的考证，以及相关的“允均”、“莲池”其人的推断，立论平允，求证审慎，信而有征，疑以存疑。从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考据学现代应用的科学精神。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本书的方法论价值，较之其史料价值毫不逊色。”?何龄修语，见本书《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对于与之相类的学术研究，陈著颇具借鉴意义，这是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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