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吃小羊”是大家从小就熟知的故事。连狼要吃羊也一定要找出个“理由”，那么在人类现在的文明世界，当一个国家对外大举扩张时，仅恃武力自然远远不够，更要“理由充分”，更需要一套强大、系统的理论为自己的穷兵黩武提供“背景支持”，作为对外宣传的根据、对内煽动民情或曰动员民众的力量。日本从明治维新起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从侵占朝鲜、中国台湾和东北，最终发展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与此相应，在这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也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论。的确，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作基础，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因而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而且时至今日，日本对自己当年的对外侵略仍缺乏应有的认识，更谈不上深刻反省、忏悔，依然与这套理论大有关系。因此，对这套能如此蛊惑人心的复杂理论做番认真清理，当大有意义。对此，《东亚联盟论研究》一书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使人颇受启发。
概括地说，这套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大陆，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这样，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反而都是被白人误导，成了欧美和苏联“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是非常危险的”，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这种理论还批判了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谴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压迫东洋的勤劳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其经济命脉完全被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洋经济”。“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误入歧途”，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同时，它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谓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远的将来，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圣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内阁在1937年8月24日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要求国民“增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精神，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战争如何长期，都要靠坚忍持久克服困难，达到所期之目的。”不久，在内阁组织下，成立了半官半民性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由海军大将马橘任会长，并在全国的道、府、县成立相应的组织，由各级行政长官兼任会长，对精神、思想的控制和灌输制度化、系统化，因此更加有效、更加严密。这种“精神总动员”的实质就是完全否定个人、否定“私”，文部省在《臣民之道》中明确要求国民彻底否定“私”，一切都归于天皇，“我们平常的生活虽是私生活，但是这终究是在实践臣民之道。翼赞天业的臣民，其工作具有公的意义。进而言之，绝不能认为私生活与国家无关，属于自己自由而恣意妄为。虽是我们的一碗饭、一件衣服也不仅是自己的事情，即使我们游戏、睡觉也与国家须臾不分，与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私生活一刻也不能忘记为天皇的国家服务”。在这种理论框架中，个人、私人的任何方面都完全消失，完全融入皇国之中。有关部门制定的《报纸等刊载限制事项》要求重点宣传“我国是东亚的轴心国家，而其他国家是卫星国家，只有依靠我国的领导或培养才能获得发展”。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非常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而且，抽象地提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文化殖民及“东方文化优越论”、“东方文化复兴论”等，很难说不对，因此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使人更难认清这种理论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事实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作一种“纯文本”阐释，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东方文化可“为万世开太平”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的结论！值得认真思考的是，现在学界已经开始流行“纯文本”阐释，如有学者以时下的“后现代”对现代性进行结构的文本来阐释近代中国的顽固派思想，得出“顽固派”是“后现代”前驱的结论；以“后殖民”对近代中国改革者进行“文本”解读，得出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提倡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先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思想都被西方“后殖民”的结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文本阐释中国的“文革”理论，得出“文革”是“真正的民主”的结论……
所以，如果脱离具体的内容和背景而对某种理论进行一种“纯文本”分析疏理，很可能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甚至危险的结论。因此，对各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
（《东亚联盟论研究》，史桂芳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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