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联书店看见（美国）詹姆斯·多尔蒂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合著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A COMPREHENSIVE SURVEY）第五版的中文译本，摸摸口袋，阮囊羞涩。十分钟后，在袁路明编审的办公室，说明千字文笔润才能购此巨册；她慷慨地把自己的样书从书柜里取出送我。阅读此书的兴趣因此添了几分人情。
说实感，中国人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其强调心智上的增益，毋宁承认思想认识上因阅读而有的混乱。根本的原因是文化滋养的殊异，学术语境的不同，生存环境的差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作者们也承认“理论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如此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借鉴于我，多半是用来揣度“他们是怎么看的”的。智力游戏自有智力游戏的精致，不妨欣赏以下别人的知识工艺。理论的价值在于总结现象的规律。多氏和普氏引丘吉尔的话说：“与那些眼光短浅、每遇到事就激动的人相比，那些有明确原则并对之深信不疑的人能更好地应对日常事务中的变化和意外。”理论为认识、分析、预测现象提供视角，你不能指望更多。“如果现有的理论没能解释和预测冷战的结束，那么它们能够帮助人们解释后冷战时期的体系转型吗？”这话问得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理论和现实的脱节甚至表现在研究者自身的观点、言论和落笔上。现实的国际关系研究还涉及研究者的祖国和研究对象国的双边外交关系，从学术的角度客观地研究因此是不可能的。这是知识成果史和学术史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钱钟书先生当年谈文选尺度和文人地位是构成文学史的因素，也是讲的这层意思。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在私人语境里说的话往往更能中的。由此说来，他（她）发表的论文终极价值有可能真的只在智力游戏。我从《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里各个时期各种理论纷争里读到的不排除真知灼见，然感觉上仍是理论家的智力游戏。外交家们处理对外关系，假如依据国际关系理论而不逾矩，正如作家之依照文学理论写作。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作者们洋洋洒洒写了几十万字，末了在第十二章“走向新千年”的“政策制定与国际关系理论”那个小节里却说：“当我们对理论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时，认识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很重要的。”学者关心的是理论研究，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是眼前的利益。在“具有现实利益的当前形势中”出现的“特定变量组合”才会引起决策人的注意。最现实的理论也不免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理论者自认为找到现象的原因和规律。历史和现实的扑朔迷离是任何理论家也琢磨不透的，正如人的生活是哲学规定和解释不透的一样。基辛格博士的魅力在于他的观念和理论里有“国际体系就是由国际社会中最冷酷无情的成员们所支配和控制的”这样冷静的思考。冷战影响了战后两代人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理论却没能很好地解释冷战结束的原因，比如“个人作为一种特殊变量，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小海沃德·奥尔凯尔和托马斯·比尔施泰克说有必要把国际关系研究看作“行为科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传统方法的交叉统一”的话，我不甚了了，我却很赞同他们说的“在这个混乱的世纪里，没有哪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接受，也没有哪种单一的方法能对这个无序世界做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库恩所谓“一种范式被另一种范式所替代，其原因是原来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不再能解释重要的社会现象。”讲的也是这层意思。我很佩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引文的高超，这些引文省去作者对自己观点的铺陈。
袁明教授在“国际关系名著系列”的总序里提到陈乐民先生强调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她还引牛津大学教授罗伯茨的话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罗伯茨又引托克维尔的话说：“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魅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炫正是这种表现。“我发明了雨伞”！只要知识工艺好，自炫也不妨读读的。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合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版，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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