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选出一本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经典，大概非《论语》莫属。在《论语》的千年流布传播之中，历代知识分子的注释、阐发之功功不可没。宋以前，人们大抵读何晏之注，邢昺之疏。宋以后，朱子《论语集注》，一统天下，科举试题皆出于《四书》，文章之义理不可违朱注，所谓“代圣人立言”是也。清人不满宋儒游谈无根，则朴学大兴，有刘宝楠父子《论语正义》汇乾嘉考据之功。民国之际，外寇入侵，遂有程树德氏感国运衰微，文脉不继，发愤而作《论语集释》四十卷，按类采辑，各家分陈，集千年注释之大成。其后至今，则多为译文、注释并陈之作，较常见者有杨伯峻《论语译注》、南怀瑾《论语别裁》、李泽厚《论语今读》以及三联书店新近推出的钱穆《论语新解》大陆版。
注释前人旧籍，重在爬梳整理，求其本源，所谓“我注六经”是也。而上述南、李、钱三著则反其道而行之，“断以己意，加以取舍”（李泽厚语），采取了“六经注我”的写法。究其原因，大略有二：西风劲吹之下的自卑心理，“超赶”心态，“比较”思维。正如钱穆所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这一情势下，学者们或者祭出“古已有之”的法宝，如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即是如此，读之也许痛快淋漓，让人不得不佩服先生的老而弥坚，天马行空。但终会有些“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的味道；或者双眼盯紧“民主”、“自由”、“科学”，这些“现代化”旗帜上耀眼而又响亮的字眼，去故纸堆中寻找其对应物，将这些本身就满是悖论的概念硬生生地套在孔孟老庄身上，于是就有了坊间大量的论述诸如“儒家中的自由主义”、“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之类的话题的专著。正所谓“披沙沥金”是也，正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也”。
比较而言，钱穆的《论语新解》可谓执中平正之作，娓娓道来，不作惊人语，亦无激愤之言。且举一例，《论语·学而》中：“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一句历来被世人讥为迂腐之极，不近人情。钱穆则阐释为：“论语所言，固当考之于古，亦当通之于今。固当求之于大义，亦当协之于常情。如据三年之丧为说，是专务考古之失。如云父行非道，何待三年，是专论大义之失。其实孔子此章，即求之今日之中国家庭，能遵此道者，尚固有之。既非不近人情，亦非有乖大义。孝子之心，自然有此。孔子即本人心以立教，好高骛远以求之，乃转失其真义。学者其细阐之。”
学者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六经注我”的写法，还有一个原因，即时代与受众的变化，这里既有具体的也有一般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具体原因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书面语工具，普通人阅读文言文已有了相当之障碍，欲求其在大众中继续普及发挥作用，必须有人做由文及白的翻译工作。另外，还有着世界性的普遍原因——这是一个“读图时代”，这个时代的节奏实在是越来越快了，人们的欣赏趣味越来越平面化、快餐化、卡通化，不再有人愿意去沏上一壶清茶，安静地坐下来，回到先哲的风雅隽永之中，玩味涵咏，俯仰天地。什么庄生晓梦，什么秋雨梧桐，没那个闲功夫，更没那个心境！而学者们也不再是那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不再是那“治国平太下”的“帝王师”，要想祖先们的精华在这些后人们的血脉中继续流淌，你就必须俯身就下，迎合他们的口味，将这些食物加工包装得快捷、方便、华丽、精致，又不能太不好消化，难啊！所以钱穆在《〈论语新解〉序》中写道更是叹道：“《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规，亦具微衷。”
正如周作人所说，中国的读书人在现实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总习惯于回到古代去寻找答案和寄托。
“我注六经”之集大成者程树德，生于乱世，日寇猖獗，感国运衰微，“目难睁不能视，手颤抖不能书”，仍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征引书目六百八十种共计一百四十万字的《论语集释》。今天，当我们重读他的《自序》，仍觉一片浩然之气充溢于字里行间，流布天地：
《论语集释》何为而作也？曰：举古圣哲王所治乱兴亡之故，至今日而适若相反，古人真欺我哉！愤而欲取少时所读之书，拉杂摧烧之。客闻而阻之曰：“世之剥也必不终剥，道之穷也必不终穷，子姑待之！”余笑而应之曰：“诺。”今不幸言中，而世乱滋迫，数年以来，糜废云扰，万方荡析，余犹得蜷伏故都，幸免颠沛流离之惨，此《论语集注》四十卷即于劫罅偷息中所掇辑而成者也。昔太史公身废不用，乃作《史记》，其《报任安书》列举左丘失明、虞卿穷愁诸例。余自癸酉冬患舌强痿痹之疾，足不能行、口不能言者七年于兹矣，而精力之强，不减平昔。意者天恐吾投身祸乱以枉其才，故假疾以阻其进取，又悯其半生志事无所成就，故复假之以精力，使得以著述终其身耶？夫文化者国家之生命，思想者人民之倾向，教育者立国之根本，凡爱其国者，未有不爱其国之文化。思想之鹄，教育之程，皆以是为准。反之，而毁灭其文化，移易其思想，变更其教育，则必不利于其国者也。著者以风烛残年，不惜汗蒸指皲之劳，穷年矻矻以为此者，亦欲以发扬吾国固有文化，间执孔子学说不合现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国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俾废然知返。余之志如是而已。
李泽厚大概应是典型的“六经注我”式的学者了，八十年代他曾以“启蒙”的姿态卓立于学林。然而其在１989年秋冬之季愤而面壁，历时五年，遂成《论语今读》。其间亦反躬自问：“儒从忧而乐，忧乐相侵乃悟人生本体即在此情本身，而不必他求于彼岸，从而积极入世，自强不息，以人道配天地，使中国文化历经苦难摧残而未中断磨灭，是否也可以由此去考虑他的未来呢”（《论语今读》56页）？
提起钱穆的著作，人们经常谈到的是《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语新解》却很少为人们所论及，而此书正是钱公晚年用力最勤之作，其于九十二岁高龄，虽“两目成疾，不能见字”，仍“嘱内人读此旧注”，增删不辍。我们都过于醉心于那些通论性的大开大阖、淋漓酣畅，却难以安下心来静观这点滴之处的微言大义，这也许正是我侪不及前辈学人之处。
一部《论语》，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只是写法路数而己，这背后却是一代代中国读书人的艰难跋涉、苦心孤诣。然而，这样的努力在刚刚过去的百年大潮中却是显得那样势单力薄，甚至是背“道”而驰。两次国门重开，我们两次羞愧不已，发出了同样的感慨：我们落后得太多了！我们太穷了！不能再等了！于是我们饥不择食，不再有耐心细细清点我们的家当；于是我们以“赶超”为目标，以“发展”为标准，有着野马脱缰的激情与快意，有着少年离家的新奇与洒脱，抛下一切、步不旋踵；于是我们虚心向洋，亦步亦趋，各种新奇古怪的玩意儿，走马灯似的在我们的家园上播种、试验，但到头来却总是淮桔为枳，好梦难圆。
当繁华落尽狂热不再，我们才发现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默默守护，辛勤耕耘，“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语），他们走得更坚实有力，走得更稳更远；当世纪的大幕徐徐落下，回望那个血泪凝成的世纪，血色的黄昏中，一切的豪言壮语都已随风而逝，只有那几个单薄的身影在风中踽踽独行（无论后人如何命名他们——自由主义者抑是保守主义者）：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钱穆……
（《论语新解》，钱穆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9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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