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杨炯曾经写道：“封紫泥于玺禁，传墨令于银书。”白居易也有“坐卷朱里幙，看封紫泥书”的诗句。封泥作为简牍时代文书的通行封缄形式，具有宝贵的文物价值。由于其内容可以体现当时的官职、地理、文字，以及政令布达、信息传递等有关制度，所以受到历史学者的重视。正如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中所说：“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秦王朝年祚短暂，传世封泥遗存数量有限。而自1996年夏季开始引起学界关注的西安北郊相家巷秦封泥的集中出土，对于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秦政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中的特殊地位，这批文物对于认识中国政治史的演进，也是不可忽视的珍贵资料。
最早为学术界发现的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现大多藏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部分为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值得学界庆幸的是，与许多同类重要文物资料有所不同，相家巷秦封泥较早得到公布，而初期研究成果也很快得以问世，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就是值得秦史学者和中国古代政治史学者额手称庆的在封泥研究方面体现出学术开创性的力作。
《秦封泥集》分为上编“秦封泥简论”和下编“秦封泥释读”两部分。上编回顾了封泥和秦封泥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并且从秦帝室研究、秦职官研究、秦地理研究、秦玺印研究等若干方面讨论了秦封泥的科学价值。下编则从“中央及职官”、“地理及地方职官”和“姓名”几个角度对秦封泥进行分类释读。应当承认，作者进行的工作是谨慎缜密的。若干见解，体现出深识和卓见。某些结论，使读者能够得到前所未闻的知识，专门研究者也可以获启示之益。例如以“上郡侯丞”封泥揭示扶苏监军上郡时的特殊地位，据“西方谒者”封泥以为“‘西方’或即‘阿房宫’之名”等见解，均是“大胆倡言，发前人所未发”，虽然未得确证，亦可备一家之说。当然，确如有的学者所说，“在某些封泥的释读以及具体见解方面尚有可商榷之处”（余华青：《〈秦封泥集〉序三》），甚至对于其中某些品种的断代意见，仍然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与任何学术开拓过程同样，这样的情形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所使用的断代尺度，作者诚恳地表示：“我们提出的这些断代鉴定的标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相信今后的有关新发现，也将不断修正我们的一些意见，使之更符合客观实际。”这样的态度，显然表现出了追求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精神。
相家巷封泥的断代，本来就是未可轻视的学术难关。在这批资料发表之初，李学勤先生曾经说，“目前，我们的有关知识仍是有限的，对战国晚期秦国、秦代和汉初的印与封泥，仍难作全面的划分。考虑到秦代不过短短的15年，这种划分或许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今天我们说秦印、秦封泥，应理解为年代可有上溯下延，以不远于秦代为是。”（《秦封泥与秦印》，《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1期）而《秦封泥集》出版之际，李学勤先生又写道：首次见到这批秦封泥时，“心中尚存疑议”，然而，“及至详细观察之后，对其珍贵重要始有较深的认识。目前于报端读到怀疑这些封泥时代、性质的文章，揣想是没有亲见原物之故。如果做过观察和研究，有关疑点是不难祛除的。”（《秦封泥集》序一）这样的意见，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
三秦出版社推出内容宏富的《秦封泥集》一书，装帧华美，印制精良，让读者捧读爱不释手，推进文化建设的美意，无疑值得赞扬。只是个别字的误排，依然不免令人心存遗憾。
（《秦封泥集》，周晓陆、路东之编著，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版，3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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